我们可以这样读族谱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

某直升机DC/DC变换器仿真分析与试验验证

某直升机DC/DC变换器采用双相交错并联Boost拓扑结构,可实现对输入电压的升压和稳压的功能,安装在直升机发电机汇流条和负载汇流条之间,与负载汇流条并联使用。其主要工作于发动机电起动和供电转换等场景,可解决由于发动机电起动或者供电转换导致的负载汇流条电压出现短时下降进而导致后端用电设备出现断电重启现象。通过对其拓扑结构进行小信号建模,分析其系统稳定性,并设计双闭环比例积分(PI)控制器,实现升压稳压功能。通过PLECS电力电子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和飞行试验,验证了系统功能的正确性。

宗族问题: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

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上,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国情,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决定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无法照搬任何外国的现成经验,而必须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中国拥有特别广大的农村以及存在着极富特点的农村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文化,过去是。

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宗族活动

自然村落中的亲族聚居现象,是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居处形式的突出特征,为捉村宗族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亲族聚居有三种基本类型,每一类型都有之相对应的一种宗族组织形态。在突出父权和夫权的原则下对亲族中的血缘亲属关系进行有意识的“重组”,即形成宗亲范畴,是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关键。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为宗族活动发生所需的各种物化的和智力的资源,是农村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重要社会条件。但从整体上说,当前农村宗族组织的发育程度还是低水平的,只要控制住宗族资源的生长,就可以减弱这种转化趋势。

“均包湖米”:湘湖水利共同体的制度基础

宋代杨时确定的“均包湖米” ,是湘湖水利共同体最基本的制度 ,并由此奠定了湘湖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公意和公利 )的基础。但这种意识形态中包含了相当大的虚幻成分。 9乡居民对湖水的使用权被夸张成对湘湖整体的所有权。

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

若干个分散居住在一个（或相邻）区域中的同姓宗族组织，出于某种明确的功能性目的，把一位祖先或一组（该姓的始祖或首迁该地区的始迁祖）认定为各族共同的祖先，从而在所有参与联宗的宗族间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这个过程就是“联宗”的过程。这个定义指明了联宗的参与者是...

当代农村宗族的发展现状和前途选择

当代农村宗族的发展现状和前途选择钱杭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农村政治与社会体制进行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动，使中国农村宗族组织在沉寂了近４０年后有了一个重新活动的适当机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现阶段农村工族的活动和某种程度的重建．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这一切...

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

按照一般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宗族作为一种特殊的血缘群团,因其结构与功能的狭隘性,与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很难相容。但实际上,宗族的组织形式和内在机制,可以通过自我调整,逐步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契合。汉人宗族的本体性意义与现代生活概念,也许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汉人宗族真正合理的前景,应该是逐渐自愿地消除其残余的强制性,在保持自己的本体性需求的同时,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充分地纳入与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相适应的轨道中。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历史授权——萧山湘湖史上的《英宗敕谕》

显示和强化各类利益团体 (或地方社会 )存在合理性的历史授权 ,往往是所谓的“民间菁英”们在明确的利益驱动下 ,利用各种历史资源进行反复创造的结果。虽然这种创造一般都会具有公意或公利的基础 ,但以客观事实来衡量 ,其结果大多处于真、假之间 ,本质上与“神授说”差别不大。在萧山湘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英宗敕谕》的形成过程 ,就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的这一普遍现象。

论湘湖水利集团的秩序规则

湘湖灌溉体系的重要特点,是通过对灌溉水量精确至毫厘分秒、放水时间严格至某时某刻的规定,展现水利集团内部成员间紧密而微妙的依存关系。但这一体系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具有浓厚的理想化特点;同时,在具体的工程设计和功能目标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更严重的是,该体系没有为后人的改良和改善提供任何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湘湖的消亡,是外部客观环境与内部规则困境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的历史与现实

温州平阳县的地方神庙“薛忠训庙”（大夫殿）， 奉祀宋“谏议忠训大夫”薛昌宋父子。这类传说是民间忠义英雄类传说中的一个普通类型。 在当地，对这类死于非命的灵魂的祭祀，形成了固定的“祭祀圈”，和以四大基础姓为核心 的祭祀组织。以血缘、地缘关系的交叉并存为突出特征的大夫殿祭祀圈的外在形态，以与大 夫殿祭祀事务的责任关系为根据的祭祀组织的生成原则，是使该地区在社会秩序自我调适的 方式上表现出同生共存、互相联结诸特征的两个基本前提。

“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

宗族的建构,是按照父系单系世系的原则,从全部亲属中认定一部分亲属为宗亲的结果。在"知其母不知其父",即尚无父系世系观念的时代,不仅存在家庭,也会存在作为人群聚合形式的"族",但却不会产生宗族。即便当"族"确实具有"亲属团体的意义时",也不一定就是"父方亲属集团的专有的称呼"。"族"可以用来反映"前宗族时代"。"宗族"概念是一个"宗"、"族"各有前提条件、各有发展过程、各有历史特征的二元结构。"族"是"宗"整合与统领的对象,在逻辑上,"族"应先于"宗"而存在。

谱籍统计与分析：浙江新谱的区域分布

浙江省在整部中国谱牒史上居于领先位置。各时段新谱在省内的分布和数量,对于研究者细致掌握相关人群继承、发展这一传统所达到的程度,具有重要意义。某一时段新谱之有无、多少,与某地旧谱传统的深厚与否并不构成直接的对应;新谱大规模出现的地区,不一定是旧谱积累特别深厚、谱牒知识传播特别普及的地区;新谱之多,不是延续旧传统的结果,而是开拓新风气的结果。谱牒的新多旧少,折射出的社会运行逻辑,常会越出谱牒史演变轨道本身,需要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与实名敬避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高度关注的重要论题和实证资料源,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其基本的功能之一,是以同辈成员间的长幼顺序符号部分地或完全地取代人的实名。由周至唐,随着排行在人名称呼中独立副称意义的逐步增强,排行开始具备实名敬避功能;而宋代在谱类文献中以排行代替正式的名、字,并与专用的数字式辈行字相结合,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祖先人名避讳方式。面对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对人名进行“数目字管理”,亦不失为一种合理、安全的选择。

关于宗法制度形成的条件问题

实体性、土地所有权、严格的血缘亲属关系、与等级制的国家制度相适应、一定的文明程度等五点,可归结为宗法制度形成的五个基本条件。宗族必须是一个实体性而非虚拟的血缘共同体,是宗法制度形成的最一般前提;宗族的土地所有权则是宗子权的经济基础;对血缘关系进行严格的范畴区分,标志着父系宗族的成熟度,宗法制度必定建立在这个条件之上;宗族自觉地将自己纳入等级制国家的整体发展之中,使国家的各项等级制度以缩影的形式注入宗族内部;宗法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一项杰出成果而非愚昧的产物,未经充分发展的宗族内不可能形成宗法、一部世界史证明了由中国古代宗法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早熟。

20世纪60年代初河南中部农村的宗族与族谱——细读《前十条》附件中的《偃师报告》

《前十条》附件中的《偃师报告》,对1963年的农村"四清"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仍有社会史的研究意义,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四清"运动之前河南农村宗族、族谱的某种"常态";还原了在一种理念规训下人们逐渐误读和偏离"常态"的具体过程;透露了地方基层干部政治上半主动、半真心的应对策略和无奈选择。《偃师报告》身上的"光辉"迅速褪色,以致最该津津乐道的地方当局很快就不愿提及,深刻说明对民情之"常态"应有准确的理解和善意的体谅。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口述世系”与“口述家谱”略论

世系虽然可以被记忆、口述并反复传播,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资料的品质上,口述的世系或对世系的口述都具有不稳定和"宗支世系"不完整的特征。由于现存"口述世系"大多是对文献记载内容的分析结果,既无法获得直接的存在证明,功能上也起不到"收族"的作用,因此,将其确定为谱学史上的一个独立阶段,显然并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