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起点的阐释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内涵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要推动人权事业进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并最终迈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持续增强中国人权文化自信。中国人权文化自信是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科学的理论探索中、深厚的历史涵养下得以生成和塑造的,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奠定了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生成的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尊重和保障人权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建了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生成的理论逻辑。深嵌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结构中的人的主体性价值、人道精神、大同思想及其制度安排等文化基因,有助于塑造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的生成,客观上有助于增强对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提供强大的思想定力和前进动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权学科方向建设:时代要求、基本原则与路径选择

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创造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离不开中国特色人权学科建设。作为人权学科建设的总抓手,人权学科方向建设既是人权学科高质量建设的重要依托,又是人权学科建设的品牌和特色,也是推动人权教育改革发展的内涵构成。推进人权学科方向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根本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为导向,挖掘地缘优势和现有其他学科优势,塑造人权学科方向的特色和品牌。在新文科建设的视域下,推进人权学科方向建设必须塑造一种整合性思维,推动人权学与多学科之间深度融通。在遵循以上原则和进路的基础上,西北政法大学在人权学科方向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经验对以学科方向建设为重要依托和总抓手的人权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塑造与中国传统法文化——以荀子治国理政学说及其当代价值为例

要使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传统优秀法文化相结合。作为汉代以降两千年传统中国主流政治哲学的核心内涵,荀子的治国理政学说所包含的“大一统国家观”、仁政和民本主义观、隆礼重法的国家治理方略观、“化性起伪”的人性论与人本价值观、刚直不阿且行法至坚的劲士精神,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的塑造具有重要启示性价值。荀子治国理政学说当代价值的生成,必须与时俱进地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从礼所建构的传统等差秩序转换为现代法治塑造的平等秩序,从民本观念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从君主制礼(宪)转换为民主立宪,从而寻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塑造与荀子治国理政学说中优秀文化元素的契合,彰显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特色和强劲生命力。

美国宪法中规范性语词“Shall”的立法表达与功能

通过对美国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性语词"shall"的词义演化和立法表达的梳理和实证分析,研究英文规范性语词"shall"的立法表达的规律及其法律功能,认为英文规范性语词"shall"在立法表达中具有多重含义,而正是"shall"的立法适用,有效创设了美国授权性宪法规范和禁止性宪法规范,进而建构了美国宪法结构中的权威统治和人权保障机制。

营商环境优化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政府机构改革:功能定位及路径分析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改革的预设效果之一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政府机构改革能够通过提高市场监管绩效、维护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提升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助推营商环境的优化和高质量的发展,其具体路径是通过机构改革推进市场监管方式创新,优化市场规则与颁行机构职能,强化市场规则维护与监管机构的职能,整合政府信息公开、"互联网+"与大数据运用机构的职能,缩减行政事务审批机构及队伍。

规范性语词的法理意义与范围——基于转向规范逻辑学的新分析法学的立场

通过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研究规范性语词的法理意义及其在法律场域中的适当范围与边界,认为规范性语词是理解法律本质的核心范畴,即规范性语词是规范体系的逻辑根基,其特殊功能在于创设法律规范的规范性。必须注意道德场域的价值词在转换为法律场域的规范性语词的过程中,语词本身所传递的行为标准的耗损问题。

论20世纪30—40年代陕西地区的高等法律教育——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高等法律教育呈现“南东吴,北朝阳”的格局。然而此观点忽视了当时陕西地区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法律教育繁荣发展的史实。为了弥补学界对民国时期陕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高等法律教育研究的不足,通过对西北大学高等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的考察和分析,认为20世纪30—40年代,诸多法学界的名宿硕儒云集三秦,研究著述极其丰富,不仅繁荣了民国时期的法学研究,也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法律行业提供了专门人才。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为新中国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际化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现状分析、路径选择及保障机制——以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培训和参赛为例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和国际交流的深入,传统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国际化复合型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我国亟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师资力量相对不足、"重理论、轻实务"的教学模式等因素,制约了国际化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国际模拟法庭参赛培训课程,是培养国际化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和模式,它能够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英语运用能力,锻炼法律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培养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提升法律实践能力。我们应推进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增设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培训课程,强化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培训的师资团队整合与建设,建构并强化相关激励机制,并在经费预算方面予以充足的保障。

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定位与智识资源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核心内容与保障条件。治国理政的中国道路必然以强化国家竞争力、防止国家衰败、促进人权的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善治、强化执政正当性为目标。建构以法治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统摄之下,实现西方法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的积极成果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汇流与融合。

风险治理视域的现代城市疫情防控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风险治理的首要任务和关键所在,是城市风险治理取得实效。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典型的现代化风险,对我国城市风险防控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城市疫情防控的根本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此前提下,构建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导向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城市疫情整体性防控模式。

维科历史主义法学思想评析——穿行于历史的法哲学

学界一般认为古斯塔夫·胡果是最先将历史性实用主义批判方法引入法学领域的法学家,但鲜有学者注意到维科的法哲学思想。事实上,维科在批判古典自然法虚幻的同时,认为法源于各民族的习俗,是各民族特有文化精神、民族意识和习性的产物,这奠定了维科作为历史主义法学奠基人的学术史地位。

善治视域下民间规范的价值定位和正当性基础——以地方立法权扩容为基点的分析

地方立法权扩容是一项兼具国家立法性质和地方治理特征的治国理政新举措,是实现民间规范和国家法良性互动的重要契机,也是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推动地方治理走向善治,逻辑前提是必须阐明民间规范本身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善治建构过程中的价值定位和正当性基础。民间规范不仅为多元共治提供制度供给,而且为地方立法提供经验性参照。民间规范的正当性源自其效绩和内在文化证成的道德性。

论中国古代刑法典中的概括性禁律——以《大清律例》为例

中国古代成文刑法典中的概括性禁律源远流长。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概括性禁律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借助于司法过程的展开,概括性禁律不仅发挥着在疑难案件的审谳中建构法律推理大前提的功能,而且对礼教秩序和皇权具有补充性维护作用,并为司法擅断提供“合法性”依据。

国家治理、合作网络与公民参与

治理理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代议制民主的异化与政府公共责任的蜕化,其实现有赖于公民参与。公民参与不仅能够证成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实现特定利益的调和,也是建构治理合作网络、强化国家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必须以公民美德为条件,以法治和有序为限度,以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全方位参与为途径。

论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为中心的阐发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要求。《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已经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奠定了作为历史逻辑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政治逻辑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实践逻辑的“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和作为法律逻辑的法律治理四重逻辑基础。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为基本路径,构成了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逻辑。在这五重逻辑的保障下,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将取得实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民族团结的基础。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存疑——关于“五四宪法”历史地位的反思

当下对于"五四宪法"历史地位的定位和描述混淆不清。通过对"五四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文本的比较分析,研究"五四宪法"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认为"五四宪法"的制定和颁布不是制宪而是修宪,其历史地位不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而应当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法学的“中国化”与法学自主性意识之建构

在给2005级山东大学法理学博士生授课时,我们讨论了一个命题:如何认识"中国法学"?有没有中国法学?如果说有中国法学的话,它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如果坚持属地主义,中国大地上确实存在着产量丰富的法学作品。我们的各种法学杂志、综合性杂志上发表了可能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被冠以法学招牌的文章,尽管这里面充满了重复的内容。各种出版社近20年来也出版了大量的法学著作与教材,可以说中国的法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法学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如果我们认真研读这些法学文章与著作,我们会发现,这些被视为中国法学的"产品"使用的多是源自西方的法学术语,叙述的是西方的法学故事,讲解的是西方的法学原理和精神。这无疑使中国境内的法学内容更加丰富。但我们也发现,西方传来的法学被当成了中国法学的主流,而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法学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起码从形式上看,出现了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确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所以全方位引进学习西方法学似乎不会产生太多的立论方面的困惑。但如今,有的西方学人也看到了所谓西方的没落,因而出现了各种批判与反思的理论,这使得我们感到茫然,再加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使得我们的思想呈显更多的矛盾。于是,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的各个学科(包括法学在内)似乎都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带着对法学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的思索,我们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组织了"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笔谈,以期呼应"中国的法学向何处去"以及目前兴起的国学热潮,欢迎各位学人参与讨论。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内涵阐释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下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和思想保障。作为中国“执政支柱”,坚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获得成功的根本保障,也是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内涵。执政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是加强和改进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前提。

新“法家三期说”的理论阐述——法家思想史断代的几个问题

以汤因比的文化"挑战—应战"理论为分析范式,可以对法家思想史做出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评判某个历史人物是否是法家的标准,不在于其是否重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而是其是否主张彻底的法治主义("缘法而治"、"以法为教"和"任法不任智")。据此标准,学界先前将曹操、诸葛亮、王充、白居易、柳宗元、王安石、张居正、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划入法家的做法并不妥当。新"法家三期说"认为,"法家第一期"只能是春秋战国至秦国灭亡,代表人物是管仲和商鞅。西汉定鼎之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主张而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标志着"法家第一期"的时代终结。"法家第二期"是以梁启超和陈启天为代表的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的近50年时间中的"新法家"及其"法治主义"思想。"法家第三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执政党的法治战略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法治思想。新的"法家三期说"与法家思想史断代的理论价值在于法家思想的历史断代是法家思想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有助于建构一种能够在新时期国际竞争结构中支撑现代性政治话语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强化中国法治的文化自信。

选贤举能、良法之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治理理论视域中的贿选及其规制

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其核心就是"良法善治"。选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前提中的前提,要件中的要件。然而,"辽宁贿选案反"映出,贿选不仅冲击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妨碍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在客观上也消解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最终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为了有效规制贿选,应当推进制度建构,其中包括:选举过程中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法家的重刑主义惩治贿选,发展和完善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