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感”与“知识”之间驻足往返——铃木将久教授访谈录

访谈人:马勤勤、宋声泉访谈时间:2023年8月17日、8月23日访谈地点:东京大学本乡校区、驹场校区一、我的驹场时代马勤勤、宋声泉(以下简称访谈人):铃木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看到一些有关您的访谈,拟在未能详尽之处展开新的提问。您在1987年考入东京大学之前,对中国或汉语有哪些最初的印象吗?记得您曾提过,高中时代接触到中岛敦1的作品,从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近二十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世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为分界,研究目的发生了由理解中国革命到获得学术意义的转向,新世纪以来也基本循着这个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都有重视史料的特点,但伴随着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数字化的发展,史料的获取与阅读方法发生了巨变,这使得研究者不得不调整研究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二十年来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由鲁迅转向张爱玲,反映了从研究“中国”到研究“文学”的转变。同时,何谓“中国现代文学”也成为了近二十年来日本学界的热点话题,研究者们有意为其“扩容”,以更广大的视野在更广的平台上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新一代研究者可以在两个方向延续探索:一是继承并重新激活1950年代研究的丰富遗产,重新接近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世界;二是接受并消化文化研究、日本文学研究等邻近学科的突破性成果,最终产生新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式。

上海:媒介与语境——读《子夜》

何为研读《子夜》?本文把这一问题作为焦点进行研究.《子夜》是怎样的一部小说?难以一言以蔽之.假如叙述《子夜》的主人公脉络,那么它就成了一个故事,讲述着1930年上海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辉煌与没落.然而如此的简单化岂不是看不到《子夜》的整体了吗?在《子夜》里包含着许多从主人公脉络“渗透”出来的故事,看上去这些片断性的故事与主人公脉络没有任何关系,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整体.因此,研读《子夜》或许并非要追循主人公脉络,莫如说撷取那些不能汇总成主人公脉络的片断,才是研读《子夜》的行为要点.

竹内好“国民文学论”与中国人民文学的问题

竹内好(1910-1977)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素有“竹内鲁迅”之称,但如果仅仅把他定位于中国文学研究者,则将错失一种独属于亚洲的近代精神和现代视野。竹内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汉语语境时所遭遇的冷漠,便是这种错失的结果。作为一个日本思想家,与其说他提供了某种确定的思想,不如说他提供了一种悖论性的方法,一种独特的流动性的历史观,这也使得他的中国文学研究始终处于历史和思想状态之中,而拒绝成为纯学科的、静止的学问。20年后的今天,竹内好再次进入汉语语境时所受到的欢迎,则表明中国学界正在走出单一的现代观、历史观,包括文学史观,从而获得某种不同于以往的让研究进入思想和历史状况的新契机。本期刊载的这一组文章,便在一种开阔的视野中,从不同方面触及了竹内好之于中国文学所包含的若干问题。

鲁迅与瞿秋白翻译思想的比较研究[笔谈,4篇]

上海显然是接受海外文化的窗口。在租界华洋杂居的特殊条件下，上海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就有机会接触海外文化。比如李欧梵《上海摩登》介绍，从美国开到上海的轮船，同时也运来了美国的流行文化，水手在船上看通俗书、画报等等，到了上海卖给二手书店，其结果，

“社会史视野”的张力

《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组织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专辑,这组笔谈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带来了冲击,促动研究者反思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不过,如“编者按”敏锐地指出的,这组笔谈还只是提出问题,实际留下了很多讨论的空间。研究者虽然认识到这组笔谈的重要性,却很难找到有效回应的途径。

日本谋求“问题化”的困难

我认为东亚的协同（不是统一化,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里特别重要。东亚的真正协同实际上很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需要走这条道路。贺照田先生的文章会为了推动东亚的协同迈出第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