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运河文学“历史书写”的两种路径

当下运河文学的创作中对于历史书写的思考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将运河与故事简单捆绑,重在写故事写人物,而忽略了运河与人物性格、命运等诸多可能性的关联;另一种是将运河作为文本叙述的内生动力,同时汲取丰富的史学滋养,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全新的思考历史的方式,更好地处理了运河与地域、历史人物的关系。

物质文化下的乡村权力观念——以毕飞宇小说为例

《玉米》《平原》中有许多有意思的物质语词,这些语词所蕴含的丰富意味历来被人忽视,毕飞宇通过这些生动的语词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语言艺术的丰富性,还有对历史的把握和人性的关注,以“麦子”“小汽艇”“高音喇叭”等为代表的带有地域性、时代性色彩的语词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通过对《玉米》和《平原》的解读会发现这些物质语词本身与乡村的某种权力观念有着巧妙的关联。

从民俗角度谈启蒙之难——重读《药》和《祝福》等

鲁迅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地方民俗的描写,这种写法不仅是为了让读者获取一种独特的美感体验,还体现了启蒙之难。中国传统乡村是一种＂熟人社会＂,流传于乡村的习俗也以代代相传的模式延续不变,任何外来的观念要想融入这一环境都是极难的,在这种旧的习俗失去效力并且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困难及损失之前,任何改变都是难的。从鲁迅的启蒙者形象看他笔下一些恶旧民俗的描写,会发现那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民俗对人的精神毒害之深,以至于给启蒙本身带来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