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长安汉镜的金属技术研究

分析了一批长安(今西安)地区西汉至魏晋时期铜镜的合金成分和金相组织。结果显示,这些铜镜全部为含铅高锡青铜材质,其合金成分符合典型的汉镜合金配比。不同时期铜镜的成分较一致,反映了合金技术的稳定性。这种成熟的汉镜合金配比应形成于西汉中期,并为后世所继承。这批铜镜均为铸造成型,未受到淬火处理。结合历史信息和现代地质研究,对长安铸镜业使用锡料的来源进行了讨论。

陕西汉中出土商代四足铜鬲的科学分析

陕西汉中曾出土大量商代青铜器,其中城固县龙头出土的一件商代四足铜鬲,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是迄今所见唯一一件。分析了该器物的化学成分、金相组织和铅同位素比值。结果表明,该四足铜鬲为高铅铅锡合金,铸造成型;微量元素中银的含量较高,可能由铅矿引入;其铅同位素比值为商代常见的高放射成因铅,所用铅矿的产地与郑州、盘龙城、殷墟等遗址出土铜器相同,说明与商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并从合金技术和铅同位素比值的角度讨论了汉中四足铜鬲的年代和来源。

陕西蓝田县怀珍坊遗址冶铜技术研究

陕西省蓝田县怀珍坊遗址是一处商代早期的冶炼遗址,出土了大量铜渣、木炭、红烧土块等冶金遗存。利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了怀珍坊遗址采集的矿石和冶炼渣等考古样品,结果显示:该遗址采集的矿石为斑铜矿,冶炼渣为还原渣,其中大部分冶炼渣是硫化矿石直接冶炼红铜的,少量冶炼渣是氧化矿石直接冶炼红铜的。研究中未发现熔炼渣,进一步证实了该遗址应是一处性质单纯的小型冶炼遗址。研究结果对深入探索关中东部地区商代冶铜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商王都地区的文化交往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的考古学观察

文化意义上的彩陶、石棺墓等遗存证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古羌是西藏先民来源之一;生物人类学意义上的古DNA、体质人类学证据也证明,古羌是藏族族源之一,以上考古证据可与汉藏同源的文献记载相互佐证。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共同证明,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古羌是汉族、藏族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非唯一来源。

西藏西部早期铜器技术初探

近年来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出土了较多早于吐蕃时代的铜器,表明西藏西部是西藏早期铜器的主要流布区域之一。出土早期铜器的年代跨度较大,从公元前两千纪一直到公元3世纪,数量不多但种类较为丰富,并且显示出与周边的藏东、南亚和新疆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已有的分析数据表明至迟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前后,西藏西部地区铜器的合金和制作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现了锡青铜和淬火处理技术。西藏西部可能存在本土早期冶金生产,拉萨河谷、新疆和南亚地区都是可能的冶金技术来源方向。

陕西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研究

系统梳理已发表的汉中商代青铜容器的分析数据可知,汉中青铜容器总体上属于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体系,与本地风格的弯形器和璋形器有显著差异。综合分析器型纹饰、铸造工艺和合金成分,认为汉中青铜容器应有多个来源,包括郑州、安阳、盘龙城、三星堆、关中等地区,商代晚期的仿制容器可能为本地所产。汉中商代青铜容器以含高放射成因铅器物为主,本土冶铸生产也使用了高放射成因铅矿料,说明汉中不但参与了商代青铜制品的流通,也参与了金属资源的分配与流通。商代晚期汉中本土冶铸生产是在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对金属资源和青铜技术的追求也促进了汉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微观世界里的青铜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夏商周时期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因此青铜器是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等研究的重要内容。早在宋代，以铜器铭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即已成熟。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对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制、铭文、纹饰等方面。

关中东部地区商代冶金遗物的科学分析研究

陕西关中地区属商王朝的西土,亦是周人勃兴之地,已发现不少商代青铜器和冶铸生产相关遗存。以泾河下游至西安一线为界,关中的东部是商文化分布区,发现商文化遗址20余处[1],其中蓝田怀珍坊和西安老牛坡是较为重要的两处,均发现了与冶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考古研究表明,怀珍坊遗址规模较小,性质单纯,是一处二里岗时期的铜冶炼遗址[2]。位于怀珍坊西北方向的老牛坡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以商文化遗存为主体,早商时期属商文化二里岗型,晚商发展成为一地方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