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翰林书待诏的工作、社交与书法传承——以荥阳毛氏家族为中心

荥阳毛氏是晚唐时期重要的翰林书待诏家族。这一家族先后有两代五人成为书待诏,在翰林院供职达七十余年。毛氏家族的书法技艺不仅供奉宫廷,也是维系家族地位、社会关系甚至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凭借。毛氏家族在翰林院的长期延续,则建立在其家族内部稳定传承的书法技艺之上。

唐代书直考

唐代书直以书法技艺进用,在中书省、门下省、集贤院等中央机构的日常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唐代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直的选拔以书法为核心标准,没有出身限制,来源比较广泛,选拔方式也较为多样。书直的仕途发展可以分为长期任职和转任他官两种模式,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也较高。

“史相”还是“史实”:对“南北书风融合”观念的反思与验证

"南北书风融合"是关于隋及初唐书法史的重要观念,但它的出现却是在晚清时期,这让我们怀疑它对这一阶段书法史的概括更像是在碑学语境下形成的"史相"。本文注重观察它的生成过程,并在历史情境中检验其合理性。通过与"史实"对比,发现"南北书风融合"是一个逻辑上很合理,但实际却经不起深究的一个观念。

隋唐书学的制度起源及性质——兼论书学在唐代的地位与影响

本文重新思考关于隋唐书学的几个论题。作为中央官学的一部分,隋唐书学的制度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北周,与之前史籍中出现的"书学""书博士"并无制度层面的关联。而且从创置之初开始,书学就是一个教授文字之学的机构,再加上唐代官学的长期衰颓以及书学先天的缺陷,使书学对唐代书法所能产生的影响变得极其有限。

唐代侍書雜考

關于唐代侍書,由于史料的限制,長期以來研究一直不够深入。本文結合新出資料,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從職官性質、供職模式、制度發展進程、具體職責等多個角度對唐代侍書進行了重新討論。研究表明,侍書并非“正規”職事官,而是帶有明顯的“使職”特徵。由于具有一定的“技術”屬性,侍書通常長期任職,選任也較爲靈活,供職模式則以輪流入值爲主。此外,皇帝侍書與皇子侍書并非同一群體,前者帶有“文藝侍臣”性質,後者則屬于皇子教育的一部分。而從制度發展的角度來説,皇帝侍書并未明確制度化,相比之下,皇子侍書的制度化程度則較高,且發展過程呈現出較爲明顯的階段性。

《北海相景君銘》相關問題研究

《北海相景君銘》是現存較早的漢碑之一。梁啓超稱爲"隸石不祧之祖也已"。雖然在碑刻史上具有這樣的地位,但與《禮器碑》《乙瑛碑》等名碑相比,關于《景君銘》的著録不算多,而研究成果更爲稀少。本文從碑主景君的事迹、《景君銘》的相關問題、此碑的書風與書寫形態三方面入手展開研究,以彌補這一"隸石不祧之初祖"的缺憾。

唐代墓志中书法相关修辞模式与意象研究

在出土的大量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关于书法的描述。这些内容是我们认识与解读唐代书法史最直观的史料。本文在阅读大量墓志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墓志中几种常见书法修辞模式与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修辞模式与意象的来源、背后所反映的唐人的书法观念进行解读。

传记生成与形象建构——以两《唐书·虞世南传》为中心

两《唐书·虞世南传》(以下称两《唐书·虞传》)是唐之后关于虞世南最为集中、成系统的资料。直至今日,学界对虞世南的认知,仍建立在这两篇正史列传之上。然而,通读相关史料即可发现,两《唐书·虞传》所描绘的虞世南形象与其他史料差异颇大。两《唐书》中的虞世南,是一位“梗谔”的“直臣”,但在其他史料中,他的形象却更接近文艺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