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后家长的教育焦虑减轻了吗?——基于江西省靖安县初三学生家长的一项质性研究

教育焦虑是我国家长教育心态的真实写照。“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表现出新的波动。子女学业成就和家庭综合资本共同影响着家长的教育焦虑。在“双减”背景之下,对我国江西省靖安县子女学业成就不同、家庭综合资本不同的13位初三学生家长进行半结构化的一对一访谈,采用质性研究软件NVIVO11.0对访谈材料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子女学业成就不同的家长教育焦虑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焦虑水平排序为中等生家长>优等生家长>后进生家长;家庭综合资本薄弱的中等生家长更焦虑;无论家庭资本如何,优等生家长普遍存在焦虑。其中,家庭综合资本较高的优等生家长考虑更长远的社会公平问题,更多关注孩子的长远发展;家庭综合资本较低的优等生家长的焦虑来源于子女当下学习状态的变化、补习费用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难以提供辅导支持的责任压力。

寻求与建构中国教育学的自主性——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学发展历程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学一直想要自主,实现自主性发展。中国教育学在寻求自主性的过程中试图摆脱或独立于“他”,“他”使得自主性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中国教育学通过恢复学科建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他主中寻求自主性;通过建立学科逻辑,从常识、经验、非科学和其他学科的他主中寻求自主性;通过建立话语体系,从西方的他主中寻求自主性。建构中国教育学的自主性,应对外部权力具有清醒的反思意识,科学地建构起自己的研究对象,坚持专业精神。

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主题的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启示——基于中国知网630份文本的NVivo编码分析

教育局长是基层教育行政管理组织中的“关键少数”,也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政策的执行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质量。论文借助NVivo12软件对中国知网中1978-2022年630份教育局长资料进行文本分析,通过词频分布呈现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主题的基本情况,在编码的基础上提炼出其关注义务教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教育方针、信息化赋能教育四个主题的变化情况。教育局长关注点变化受教育局长个人经历、教育场域他者等主观因素,以及政治政策、经济发展、地区现状、科技发展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通过分析表明:(1)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的主题与国家的政策背景高度一致,政策环境的变化为其提供了外部条件;(2)教育局长的个人素养为其快速关注到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基础条件;(3)教育局长始终是引领者的角色,但是教育局长的关注点落地离不开校长与教师群体的集体实践;(4)教育局长对基础教育领域关注点的表现样态与传达方式都存在差异。本研究可以为当前教育局长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参考。

教育中的身体与身体教育

身体在历经长期被规训、被遗忘的悲剧性历史命运之后,终于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身体"话语"成了强势话语。作为培养人的教育,对身体问题的关注不仅应表现为将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应该确立一种全新身体观,并据此反观当下教育中的身体。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肉体享乐盛行的现实背景下,教育必须承担起理性观照身体的重任,使青少年对身体保持一种敬畏。

生命化教育理念下教师角色的重构

教师与学生是教学活动中最具生命性的个体，教师角色的定位对师生关系的维系和教学秩序的稳定有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单一、片面、静态的教师角色常导致师生关系僵硬，影响学生发展。对此，在生命化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本文通过厘定生命化教师角色的内涵，对其进行了多维度重构，认为教师应成为学生生命的守护者、学习的引导者以及人生发展的影响者。

政府推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托管班发展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对儿童托管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然而,很多社会托管机构提供的服务费用不菲,且质量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因而引起家长的不满。家长希望政府承担起相关职责,让学校作为主体向学生提供更多托管服务。美国、法国和韩国政府已经在该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我国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致力于推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托管班的发展:提供专项经费,支持、鼓励中小学校举办托管班;放权给学校,鼓励其开展特色化、多样化的托管班服务;加强社会托管机构的监管,鼓励合理有序的自由竞争;搭建平台共享资源,保证学校托管班的质量。

人性假设与教育--由《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引发的思考

人性假设是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教育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与我们对教育所持的不恰当的人性假设有关。人性的实质是趋利避害、自我保存,它本无所谓善恶。教育应在此认识基础上进行,才能真正促进人的发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

独立自主的中国教育学何以可能——知识生产方式的视角

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与重建对实现中国教育学的独立有重要意义。他国导向型、他学科导向型、政府规划导向型和社会需要导向型知识生产方式并不能实现中国教育学的独立。应从知识生产者个人、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着手重建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

教育改革怎么改——杜威教育改革思想初探

教育改革怎么改?杜威的教育改革思想对今天乃至未来的我国教育改革有重要意义,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该思想主要包括:教育改革应超越"主义",从"教育"本身出发;应辩证思考,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应科学谋划,统筹考虑;应建立联合体,让多方民主参与。

知识的生存论意义及教学转型

从生存论的意义上看,知识不仅仅是人的认识问题,更是人的存在问题。基于此,以知识为主要媒介的学校教学,就不能满足于使学生获得理性认识能力的发展,而应使学生理解知识,吸纳知识中蕴含的丰富的精神能量,获得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连带的“公”与公民教育的中国理路

文化传统对公民教育具有预制性。从文化传统来看,中西方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公"并不相同:中国的"公"主要是连带的"公",而西方的"公"主要是领域的"公",由此而导致中华文明的价值与现代西方主流价值的差异,前者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和有益于和谐的美德,后者则强调个人主义的权利和自由优先,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伦理学语言和立场。在中国开展公民教育,只有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作为舶来品的"公民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中国公民教育需要以"关系中的人"为立足点,以"国家—社会"的互构合作为现实支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

教师教学行为方式变革的实践逻辑

教师的教学行为方式变革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主要受实践逻辑的支配。实践逻辑是一种无意识的逻辑,情境性的逻辑,时间化的逻辑,是各种利益与力量参与生成的逻辑。分析、研究这种逻辑,有助于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

问题意识与教育研究

问题意识对于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我国教育研究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养成问题意识,一方面要求教育研究者从自身出发,摒弃"体系本位"意识与过强的功利意识;另一方面要求国家、社会为教育研究创设一种更为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

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与重建——从研究者的角度看

社会规划导向型和他者导向型知识生产方式,不能使中国教育学获得真正发展和独立,因而应实现向科学问题导向型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变。从研究者角度看,我们应从教育学自身的问题出发,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科学地研究教育问题。

文化自觉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基于中美不同文化特质的比较分析

教育建基于文化,教育的变革必然涉及某种文化的变革,因此可以说,教育改革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的变革。中美基础教育的改革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只能是在自身文化基础上的变革。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有"文化自觉"意识,在学习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经验时,只能借鉴,而不应移植。"文化自觉"要求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冷静分析和学习美国文化,反思、继承本民族文化。

论教育研究中的代价意识

代价意识对于教育研究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应该确立这样一些代价意识 :教育发展与教育代价的关系意识 ;教育代价的性质意识 ;教育代价最小化意识。

人的内在自然与教育

人的内在自然是人先天具有的生长倾向与潜能。人的内在自然是教育、教学的重要依据。教育必须尊重或适应人的内在自然,保护它、激发它、诱导它,并且尽可能排除外界的干扰或阻碍因素,这样才能促进人的发展。

生活知识观初探

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20世纪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同时也是人类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知识观也必须实现这一转向。由此,作者提出“生活知识观”的范畴,然后对其进一步阐述。生活知识观的思维方式或立场是存在论、生活论;选择论;生成论、创造论。生活知识观的内涵是:知识来源于人的生活,通过人的社会生活获得,为了人更好地生活。

国外教育改革领域的三重“迷雾”

国外教育改革领域中存在三重"迷雾",它们分别是教育改革的迫切性;教育改革的文本掩饰和教育改革的实施程度与效果。如果我们要向他国学习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那么就必须穿过这三重"迷雾"。

父母应如何关怀孩子——内尔·诺丁斯关怀教育理论的启示

父母对孩子的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作为美德的关怀,而父母不恰当的关怀会影响孩子正常的成长与发展。内尔·诺丁斯的关怀教育理论主张一种新的关怀方式——作为关系的关怀。父母构建作为关系的关怀,需要尊重和认可孩子＂明示的需要＂,与孩子平等对话并慎重对待＂推断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