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保守商业秘密的法定义务辨析

劳动者的法定保密义务是将《合同法》上当事人的保密义务适用于劳动合同的产物。劳动者在职期间违反保密义务的,用人单位不仅享有普通合同中守约方的权利,而且拥有即时解约权。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劳动者的就业权和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权益理应实现平衡,这是约定在职竞业限制义务的正当性基础。然而,为了保护就业权,中国在劳动立法上主张:对就业权的约定限制优先于法定限制、法定保护优先于约定保护。据此,劳动者并不负有法定的在职竞业限制义务。比较法视角的探讨也支持这一观点。

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以美国为样本的考察

当代美国宪法变迁理论面临社会运动的重大挑战,其核心关切在于:通过解释宪法,平衡并维护宪法的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在实然层面,自由派宪法学家批判原旨主义等思潮,从个案出发,恢复社会运动作用于司法释宪的本来面目,进而总结这种作用的发生规律,提出了作用机制的宪法文化理论和作用周期上的三阶段论。在应然层面,社会运动背负派系政治的"原罪",与制宪时代的共和主义原则相抵牾。冷战时期,多元主义理论将社会运动与民主价值挂钩,开始接纳其宪法地位。为了调和宪法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冲突,社会运动对司法释宪的影响必须受到限制,多元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则提出了不同的限制方案。

劳动规章性质三分说:以比例原则为检验标准

我国劳动规章的性质分为三种情形: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其性质为无相对人的单方行为;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在公有制企业为集体契约,在其他用人单位则为个别契约。三分说比契约说、法则说更能够解释现行法和劳动关系实践。在应然层面,评价学说高下的标准是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即:是否以对用人自主权限制最小的方式来实现保障劳动权的政策目标。三分说的规制手段更丰富、更灵活,能够结成谱系,因而更容易实现比例原则的要求。根据三分说评价和改良我国法律,关键是要理顺各个规制手段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充分地实现比例原则的要求。

如何用影像书写“劳动光荣”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是根据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先进工作者张桂梅同志的事迹改编而成的。今秋上映以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受到广泛好评。该剧有一个颇为成功之处,那就是用张老师办女高的经历诠释了宪法上的劳动光荣。我国现行宪法第42条第3款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判决

1954年至1955年,美国最高法院分两次就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作出判决,这是美国宪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布朗案的判决沉重打击了种族隔离制度,促使民权运动渐入佳境,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判决开启了最高法院新的司法能动时代,重塑了法院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更重新定义了司法与其他分支、联邦与地方、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判决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为现代美国宪法学设定了议程和范式,更为后世学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国内已有布朗案判决的多个译本,但均存在较多简化。此次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官方记录译出全本,以期呈现判决的全貌。

废除种族隔离案件判决的合法性

以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为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告种族隔离违反宪法。这些判决是正确的,因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禁止州法将黑人置于显著劣势的地位,而种族隔离是州法针对黑人作为种族的、大规模的故意劣化。第十四修正案必须被理解为要求黑人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他是黑人这一事实本身不得被看作是拒绝给予他平等的充足理由,无论这个理由在某些人看来有多么"合理"。

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宪法精神——论《立法法》原第四条的修正

最新修正的《立法法》将宪法精神正式承认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之一,迈出了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重要一步。《立法法》上的宪法精神,主要是指用文义解释以外的方法解读出的现行宪法规范。宪法精神的提出,为建立包括文义、体系、历史和政策等方法在内的宪法解释方法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提示探索确定宪法解释的立场,据此协调体系内部关系,树立和巩固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和政治权威。

秩序与历史:文明的视野

常安:在历史视野中理解现行宪法2022年12月4日,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宪法学界有一些围绕现行宪法文本的讨论。我们惯常的宪法文本阅读方法是将重点放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认为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赋权法”和国家机构的“组织法”,在此基础上讨论宪法的可诉性或司法审查问题。

女性就业中的算法歧视:缘起、挑战与应对

与传统算法相比,当代算法自主获取信息的能力显著提升,这给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域外职场已经出现针对女性的算法歧视,中国也可能出现类似现象。现有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主要包括"不打探""不考虑"和"不卸责"三项规则,这些规则均无法很好地应对算法歧视。有鉴于此,治标之策是在法律和技术上逐项完善现有规则,但是收效有限,并且可能有悖于鼓励算法研发和推广的产业政策;治本之道则是在国家、用人单位、女性劳动者及其伴侣之间公平分配生育成本,消除算法歧视产生的根源。

平台用工规制的历史逻辑--以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理论为视点

平台用工规制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平台用工的法律定性。判断用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基本标准是从属性理论,它具有解释法律和限制权力的功能,预设了"正相关"和"二分法"两项前提。为了包容政策考量,我国法律理论和实践不断挑战从属性理论的前设,进而突破该理论,形成了否定、拟制、克减和不问劳动关系的历史经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劳动法内涵

经济改革与劳动法制密不可分,我国经济改革先后经历了供给侧综合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时期,相应形成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两大法制成果。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同样给我国劳动法制提出了新要求。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也曾实施过供给侧改革,采用法律手段打击非法罢工,反对为劳动力从无效供给流出设置障碍,支持新兴经济部门根据市场需求重构劳资关系。这些改革举措中的经验可为我们所汲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劳动法制的调整应以保障劳动者就业利益为重心,通过市场调节就业结构,并处理好政府"有为"与"无为"的关系。

重思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的当代兴起

《劳动法》建立了劳动者特质、用人单位行为和特质与行为关联性三要素的定义模式,初步确定了反就业歧视法的调控对象;建立了用人自主权与平等就业权两权对立的分析框架,初步奠定了反就业歧视法的调控依据;建立了旧的非法律调控手段与新的法律调控手段并存的制度结构,初步勾勒了反就业歧视法的调控手段。《劳动法》是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在当代的起源;它所揭示和规定的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的规范生成逻辑,为追溯和评价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反就业歧视法的一般理论——中美两国的建构与反思

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研究亟需反思美国经验和教训,建构对于制度和理念、实然与应然的系统理解,创立一般理论。一般理论围绕歧视所对应的平等观念展开,中国已经树立了以用人绩效为价值追求的主流平等观,据此初步生成了反就业歧视法的"侵权法模式"。但是,侵权法模式面临挑战,其根源在于主流平等观无法处理用人绩效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冲突。为此,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当树立以改善群体弱势地位为价值追求的新平等观,界定其与既有平等观之间的关系。新平等观获得宪法文本和行宪机关的支持,落实为制度,就可能产生反就业歧视法的"宪法模式"。

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

按劳分配是我国宪法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和劳动制度,其当代意涵需要从经济改革的角度加以阐发。经济改革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设定了演进主义的解释立场,改革的实践与需求构成解释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主要依据。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重构了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也改变了按劳分配的制度环境。在与制度环境适配的过程中,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不断丰富。按劳分配亦服务于重要的宪法目标和宪法价值。新发展理念入宪意味着创新和共享成为新的宪法价值目标。对于按劳分配规范的解释,应与效率、创新、共享三大目标实现衔接互构。

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

“劳动宪法”是对“劳动”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表达,劳动既可以是宪法规制的一个社会领域/部门,又可以是贯穿宪法全文的、对于宪法具有结构支撑和整体定性作用的制度,还可以是先于宪法而存在的逻辑前提。三种关系形态均存在于我国,而第二种形态是我国区别于美国的特色所在。

破产法上劳动者形象的变迁及其宪法根源

劳动者在我国破产法上的形象,经历了从《企业破产法(试行)》上的主人翁到《企业破产法》上的“受害者”的变迁。主人翁具有积极、奉献和有权的特点,需要获得激发、补偿和尊重;而“受害者”具有消极、谋生和无权的特点,需要被当作弱者加以保护。通过体系解释等方法解读宪法相关规定可知,劳动者形象的二分根源于宪法,破产法是宪法的投射。面向未来,破产法一方面要遵从宪法的命令,避免将劳动者简单视为人力资源并“去人格化”;另一方面要正视宪法的矛盾,努力实现两种劳动者形象的合题。

劳动关系概念:危机、坚守与重生

劳动关系是劳动法上最为基本的概念,它标定了劳动法的"势力范围":包含给付劳动内容的法律关系千差万别,而唯有打上劳动关系的标签,方可入得劳动法的"法眼",诸如劳动合同、劳动基准、劳动争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才有适用的空间。近年来,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劳动的交易形式不断翻新,由此引发了劳动关系的危机:究竟何谓劳动关系?外卖骑手、专车司机等与平台企业之间,存不存在劳动关系?危机引发纠纷,纠纷以案件形式涌入法院。

中国劳动法学的宪法观:成形、嬗变与展望

自现行宪法出台以来,我国劳动法学界形成了难以自洽的宪法观:一方面强调劳动法作为宪法实施法的地位,用宪法论证劳动法作为法律部门的独立性,支持其改革劳动法治的主张;另一方面并未将宪法当作法律规范加以准确解释,而是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层面都反复偏出宪法原意,且这种偏出缺乏正当性。这种宪法观无法让劳动法真正融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秩序,应当引入部门宪法的理念加以改造。为此,既要积极将劳动法问题上升到宪法层面思考,又要采取温和的原旨主义解释立场,注重运用历史和体系的解释方法,准确衡量各种解释素材的权威性。

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以美国为样本的观察

规制研究与部门法学之间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广泛的对话和互构,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是研究这一学科交汇现象的合适样本。规制研究与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经历了全面疏离和有限接触两个阶段,两个学科在第一阶段相互疏远,在第二阶段则以回应型规制理论的提出为契机、以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引入该理论为标志展开接触。概念和价值上的妥协为接触创造了可能,而现实的政治考量则是妥协的动因。在美国,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仍处于初步阶段,但由于两个学科达成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已经较为有限,交汇的前景并不乐观;在我国,这一交汇虽然尚未起步,但是理论上的障碍比美国更小,前景更为积极。通过对二者交汇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概念认知、价值基础和演进规律,探索推进我国规制研究的有效方式。

美国工会怎么了?

2019年,美国工会由于一系列公共事件而吸引了国人的眼球。先是纪录片《美国工厂》热映,片中摄入了工会因为寻求在福耀美国玻璃厂建立组织而与资方激烈对峙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之后,工会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破裂,发起大罢工,参加者达近5万之众。罢工者失去工资,靠着工会发放的每周250美元津贴度日,坚持了41天之久,终于换得资方妥协,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