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传到国史:清代闽县龚氏“四世循良”官方书写的形成

私家性质的碑传是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传记编纂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清代国史《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等传即广泛采择利用碑传文字。同治年间的闽县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四世循良”国史传记是依据一份由后代龚易图提供的事实清册编纂而成,该事实清册的资料来源则为四人的碑传。清廷编纂《循吏传》的动机在于表彰政绩突出的官员,振兴吏治,而“四世循良”中的龚景瀚是咸同时局中影响力颇大的文章《坚壁清野议》之作者。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将龚氏四世立传国史,并向国史馆呈送事实清册。龚易图与上级丁氏沟通祖辈立传事宜,收集编纂参考资料,彰显闽县龚氏家族恩荣是其重要目的。

史官人际网络与清代官方修史:以国史馆总纂缪荃孙为例

理解中国传统官方修史制度,应注重从参与者的角度考察制度在具体情境中的实际运作。以光绪初续修国史各传为例,总纂缪荃孙的工作可揭示清国史馆制度运作的诸多细节,而其人际网络对国史编纂有较为重要的影响。缪荃孙与史馆同事、馆外友朋探讨编纂思路,并通过馆外友朋收集参考资料,甚至请他人草拟史传初稿。与此同时,缪荃孙还面临请托等“人情世故”。士人看重国史恩荣,为使亲友或本省同乡先贤得以立传国史,会采取各类行动与史官建立联系,试图掌握编纂动态并施加影响。总的来看,史官人际网络在获取参考资料等方面有所助益史馆运作,但“人情世故”亦使史官的编纂工作面临压力与争议。

上海圖書館藏繆荃孫《儒林傳》考論

繆莶孫曾於光緒年間及民國初年兩度與修清史《儒林傳》,其光緒所成傳稿的具體情形一直以來並不爲研究者所確知。實際上,上海圖書館藏繆莶孫《儒林傳》的傳記文本内容即爲其光緒傳稿。另外,繆荃孫《儒林傳》内還有大量的書寫圈畫筆迹及黏附簽條,均爲民初缪氏纂修清史的工作留痕,反映出其前後兩次纂修存在緊密關聯。繆荃孫《儒林傳》以上下分卷記载清代漢宋之學,這一學術史論述形式最終爲《清史稿·儒林傳》直接承續。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

清代国史馆及民国清史馆在百余年间共纂有八个成体系的清史《儒林传》稿本,其中马其昶所负责的第七次稿的纂修情形一直以来并不被充分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案中有两册署“马其昶”之名的《儒林传》稿本,是马氏的纂修成果遗存,揭示出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具体面貌。该稿本是在缪荃孙第六次稿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内容颇值得关注,如《马宗梿传》《江永传》《戴震传》等传记,呈现出有别于第六次稿的历史书写,反映了马其昶编纂清史《儒林传》的思想宗旨及其对清代学术史的理解。

余嘉锡覆辑清史《儒林传》

以《清史稿·儒林传》为代表的清代官方学术史总括有清一代儒学盛况，对它们的研究是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清史《儒林传》纂修情形复杂，从1810年清朝政府辑纂国史《儒林传》始，到民国年间编纂刊布《清史稿·儒林传》为止，一百余年间主事者曾先后纂成八个成型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