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中央宿卫军

辽朝的中央宿卫军关树东建立了辽朝的契丹族，保持其游牧民族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随阳迁徙，岁无宁居，以毡帐为室。皇帝及中央官属也不定居京城，仍四时逐水草而动。辽虽建有五京，但皇帝的行在所──捺钵，汉译行营，才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皇帝起...

耶律和鲁斡、耶律淳父子与辽末政治

耶律和鲁斡、耶律淳父子相继任职南京留守50余年,在南京以及广大汉地培植势力,保境息民政策深得众心,特别是耶律淳汉文化修养比较高,比起塞外逐水草而居的皇帝,南京地区的汉族人更认同这位城郭以居的南京留守。辽末动乱中,耶律淳借重汉地的财力以及汉人的支持,声势日隆。契丹族的世选制根深蒂固,和鲁斡被天祚帝授予天下兵马大元帅和皇太叔祖封号,具有皇储身份。耶律淳被拥戴为帝,也符合契丹族的政治传统。

耶律乙辛倒台后的辽朝政局

耶律乙辛倒台后,无论是对皇后、太子冤案的处理,还是对乙辛集团的处置,辽道宗的表现均可谓优柔寡断、抱残守缺,令朝野大失所望。天祚帝即位后,平反冤狱,追治奸党之罪,但由于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等人纳贿舞弊,除恶工作草草收场,拨乱反正沦为空话。耶律乙辛倒台后,契丹贵族重掌中枢权力,辽道宗在政治汉化和重用汉人上作出了一定的妥协让步。道宗末年及天祚帝时期,"有才而贪"的耶律阿思、"懦而败事"的耶律斡特剌、"蔽主聪明,为国阶乱"的萧奉先相继执掌北枢密院,加速了辽朝的灭亡。

金代的“冷岩十俊”——《金朝明昌党事考实》补遗

金章宗明昌年间形成了分别以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和参知政事胥持国为首的相对立的文官集团,号称"冷岩十俊"和"胥门十哲"。旧作曾对"胥门十哲"有所论证,本文试对"冷岩十俊"人物作初步考证。

辽金荐举制度——兼论辽金贵族政治与皇权的关系

辽金政治体制具有鲜明的贵族政治特色。辽金荐举制度及其运行,反映了皇权与贵族政治的关系,体现了辽金政治体制的共同性与差异性。辽朝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铨选制度不够健全,荐举缺乏制度性规范,带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契丹贵族通过荐举培植个人和宗族的势力,严重威胁皇权。金朝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彻底,荐举带有更多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色彩,制度比较规范,是严密的铨选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为朝廷延揽人才服务,虽然有各种弊端,但确实较少受制于贵族政治。

金朝明昌党事考实

金末文人刘祁在其《归潜志》中记载了本朝的两起党事,一起是金熙宗时期的田瑴党事,另一起是金章宗时期的明昌党事。田瑴党事因其波及面之广、党狱之惨烈、影响之大之深,向为当时人和后人所重视。而对明昌党事,或许人们认为它既无复杂的背景,当事人也有限,对当时、后世的影响波浪不惊,故一向少有人提及,顶多一笔带过。笔者认为,考察明昌党事,对我们认识当时的政治斗争及政治走向是不无裨益的。

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

辽圣宗时期(983～1031年)是辽朝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也是辽朝国力的鼎盛时期。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对开启辽宋和平共处新局面的澶渊之盟,对承天皇太后、辽圣宗和韩德让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试进一步考察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

辽朝文化认同研究回顾与反思

我国北方民族契丹建立的辽朝,是个境内生活有多个民族的国家。在辽朝各民族交流交往过程中,从最高统治者、统治阶层到普通民众,无不面临文化块择与认同问题。学界对辽朝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问题一直有所研究,但是2010年以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而且视野不断拓展,问题意识不断增强,理论创新也得以推进。本文在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深化相关研究的思考。

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关树东有清一代，蒙古各部尤其是漠南蒙古完全被置于清廷控制之下，不论平时放牧生产还是战时从征作战，都要绝对服从清廷的法令，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首先归附清政权，随征作战，立下显赫战功。使长期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蒙古部落服...

金朝宫中承应人初探

金人入仕之途比唐、宋宽泛得多,吏胥、亲军、宫中诸局分承应人出职任官的普遍化、制度化为其显著表现。《金史·选举志》载：＂自进士、举人、劳效、荫袭、恩例之外,入仕之途尚多,而所定之时不一。若牌印、护卫、令史之出职,则皇统时所定者也。检法、知法、国史院书写,则海陵庶人所置者也。若宗室将军、宫中诸局承应人、宰相书表、太子护卫、妃护卫、王府祗候郎君、内侍、及宰相之子、并译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亲军骁骑诸格，则定于世宗之时，及章宗所置之太常检讨、内侍寄禄官，皆仕进之门户也。”这段话大致概括了金朝官员的各种出身，令史、译史、通事、检法、知法、书写等属于吏，尚书省、王府祗候郎君、宗室将军是优遇宗室子弟的，亲军主要出身于女真贵族、平民子弟。本文拟对在金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牌印、护卫等宫中诸局分承应人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请同志们指正。

遼朝皇帝酬獎激勵官員的非制度性措施舉隅

與歷代王朝一樣,契丹族建立的遼朝也有一套酬獎激勵官員的機制。最主要的當然是提拔任用有功勞、有業績、有才能的官吏,建立考課、銓敍、吏員出職、俸禄、致仕等制度,封授官品、散階、爵、勳、食邑、功臣號(包括于越、尚父等尊稱)等官爵官銜。其次如世選、蔭補、封贈等澤被前人後世的制度性安排。此外還有各種非制度性的酬獎激勵措施。張國慶教授曾撰文研究遼朝的激勵機制,注意到遼朝的激勵機制除最常見的加官晉爵之舉外,還有賜物、賜宴。

辽朝宣徽使初探

辽朝宣徽使的职责本自五代，宋，主要执掌朝廷礼仪、宴享百官、供帐、领殿前、内诸司之籍，并负有谏议、督修宫掖之责，同时往往奉命外出执行某种特殊使命。其地位相当尊崇。宣徽南院实即汉人宣徽院，北、南两院立徽使分掌北、南两面官系统的事务。两院与南京宣徽院一动一静，构成了辽朝完整的宣徽机构。

遼宋金時期的水旱災害、水利建設與經濟重心的轉移——以黄淮海地區和東南江淮兩浙地區爲考察對象

唐中期以後,我國的經濟重心加速由北方向南方轉移,至南宋—金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正式取代黄河中下游地區,成爲我國的經濟重心。經濟重心轉移的問題,學術界已有相當的討論。本文試從水旱災害和水利建設的視角考察經濟重心的轉移問題。北方取黄河下游的黄淮海地區,南方取長江下游的江淮兩浙地區,作爲討論和考察的對象。黄淮海地區北抵燕山,南迄淮河,西依太行山,東瀕海,華北平原縱貫南北,周邊是丘陵山地。

遼金元國家建構中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以渤海人、契丹人爲例

古代民族是族群共同體,民族認同是族群意識和行爲,指人們對自己族群的血緣、文化、歷史記憶和鄉土懷有的强烈感情和歸屬感、責任感,及相應的行爲實踐。國家是政治共同體,中國古代的國家認同即王朝意識及與之相應的政治行爲,指人們(人群、族群)對王朝政權正統性合法性及其制度和文化的認同.

《宋會要輯稿》食貨類、方域類水利門文本整理筆記

《宋會要》的食貨類和方域類都有水利門。食貨類水利門主要記載農田水利事,方域類水利門則主要記載修治江河、湖泊及運河之事。不同的類,包含同名的門,這在《宋會要》全書中是個特例。由於被收入《永樂大典》的不同事韻和事目,抄録自《大典》的《宋會要輯稿》又經過多次不得其法的編排,《輯稿》的食貨類和方域類兩水利門情況複雜,不僅有復文,還有錯簡,以及門類的混淆。

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

辽朝的军队,大体上分成宫分军、部族军、州县汉军、渤海军和属部军四大系统。每类军队的职能各有侧重,宫分军以轮直宿卫行宫为主;部旗军和五京州县汉、渤海军镇戍地方,镇戍方式、分布区域则迥然有别。遇有战事,各军均有出片之责。属部军只在必要时征用,出军多寡并无严格要求,平时留在本部落,强悍者叛服无常,屡启边衅。本文仅就部族军的屯戍问题作初步探讨,恳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一、部族军的屯戍制度 在契丹八部的基础上,契丹贵族通过战争掠夺和领土扩张,至辽圣宗时期,辽朝的部族体系臻于完善。依照与皇室亲缘关系的远近及国家对其倚重程度的强弱。

金代的雜班官與元代的雜職官

在中國官制史上,金代的雜班官和元代的雜職官頗具特色,但迄今對之缺乏明晰的認識。陳高華先生等校釋《元典章·户部·禄廩》'雜職官俸米'條,認爲:'雜職官,確切含義不詳。從本條內容來看,地方教官、庫官顯然包括在雜職官範圍之內。《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職品·內外文武職品》所列元朝前期職官設置,外任官包括‘民職’、‘軍職’、‘軍民職’、‘匠職’。

遼朝墩官芻議

《遼史·禮志》見有矮墩官、可矮墩官〔1〕。卷五〇《禮志二·凶儀》'喪葬儀'謂,道宗崩,天祚皇帝服斬衰,'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服如之,餘官及承應人皆白枲衣巾以入,哭臨'(839—840頁)。卷五三《禮志六·嘉儀下》'冬至朝賀儀'載,皇太后與皇帝、皇后率臣僚拜於先帝御容殿,'可矮墩以上上殿'陪拜。同卷'立春儀'稱:'皇帝出就內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內合班,再拜。可矮墩以上入殿,賜坐……

《宋會要輯稿·兵》校讀一則

《宋會要輯稿·兵》二(義勇保甲門)之一二至一五翔實記録了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開封府界和諸路在册的義勇、保甲、民兵統計總數、分項統計數據及府界諸路各部分的統計數據。統計總數亦見於《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文獻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玉海》卷一三九《兵制》四、《群書考索》後集卷四一《兵制門》。分項統計數據和府界諸路各部分的統計數據則僅見於此。

遼道宗時期漢族士大夫官僚群體的崛起

遼代的官員根據其出身大致可以劃分成五個階層。第一層是以皇族和后族爲代表的契丹貴族官僚。第二層是地位顯赫的漢族、奚族、渤海族的世家大族官僚,如南京、西京(幽、雲)地區的韓(韓延徽家族)、劉(劉慎行家族)、馬、趙,中京上京地區的韓(韓知古家族)、耿、劉(劉仁恭家族)等家族,奚王家族,東京地區的渤海大氏、高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