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体与全冠治疗牙间食物嵌塞的临床应用比较

目的:比较嵌体与全冠治疗牙间食物嵌塞的临床操作及修复效果。方法:对纳入标准的78例患者随机分组,分别用嵌体和全冠进行修复并进行随访观察,并对两种方法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在对牙龈及牙周保护方面,嵌体与全冠有显著性差异;在边缘密合、重塑邻接关系及牙齿敏感方面,二者无显著性差异。结论:嵌体较全冠修复牙间食物嵌塞临床操作简便省时,更有利于保护牙髓及牙周组织健康,美观经济。

中国靠什么改变世界?

这几天读德国专栏作家弗朗克·泽林的《中国冲击》一书,想起另外一位英国专栏作家马丁·雅克,他也写过一本关于中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两位外国友人属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但却是从不同的国家和角度来分析中国崛起的原因。马丁·雅克在他的书中总结了对中国崛起的三种典型反应：

茨维塔耶娃: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1922年5月，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携不满十岁的女儿阿利娅抵达了柏林，想与她流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丈夫会面。在柏林接待她们的是好友作家爱伦堡，他第一次出国时，帮助茨维塔耶娃打听到了她的丈夫还活在人世住在布拉格。也正是爱伦堡对帕斯捷尔纳克谈起她的诗歌，赞不绝口，才引起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重新重视。在柏林的两个半月里，茨维塔耶娃还结识了文学评论家马克·斯洛宁。在侨居在布拉格的岁月里，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经过斯洛宁之手发表的。

《重估价值》:思想与历史的重量

托尼·朱特说到过一个关于《纽约书评》的段子。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次晚宴，有人问他心目中美国最强大的三件宝贝是什么。他迅速做出了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查克·贝里（ChuckBerry）和《纽约书评》。”

中国语境中的哈耶克

在中国,哈耶克的影响显得十分吊诡。哈耶克对国内学界影响最大的,不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而是身为自由思想家的哈耶克。中国的意识形态属性上,天然倾向于国家控制市场的凯恩斯主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勃兴,也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中国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从未真正放开过——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在中国反而缺乏真正的市场。但幸好,哈耶克不是凯恩斯,他并不是那种单纯的经济学家,

从常识读懂国家

按照古希腊哲学的说法,隐微的真理只由少数哲人才能掌握,只有常识——他们通常称之为＂意见＂——支撑起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迈克尔·罗斯金的著作《国家的常识》中,他称之为＂常识＂的观念,指的是那些观念需要普及,但是恰恰还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的认知状态。现代以来,随着学科化与专业化的各种区分,观念逐渐成为了各自专业领域沟通的接头暗号,对外人而言,这些观念是已经超越了常识的界限。

许倬云:历史的旁观者

读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生回顾，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早在1965年，他已经开始在台湾倡导口述历史。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的学理背景，敏锐地察觉到了口述史对当代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而是因为他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世家子弟，出自名门望族，

陌生与疏离

在那本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句诗歌命名的书中，汉娜·阿伦特把布莱希特归属为“迷惘的一代”。这个称呼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感觉到了一种突兀的陌生。众所周知，“迷恫一代”是一战后以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他们描述战争的残酷与命运的无常，思索世界的绝望与彷徨。

汪曾祺的“草木虫鱼”

少时读书，无法可循，无经典可参照，读的大多数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很多都是名作家选集或者名篇选集之类的读物，认识汪曾祺就从这些选集中获取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名家，为啥偏偏对汪曾祺的文字印象最深？大概就是感觉到他的文字与那些主旋律的名家不一样。

特朗斯特罗姆的“玻璃之书”

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诗歌上的禁欲主义者。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这是因为特朗斯特罗姆从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中风后，诗歌写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更具象征意味的沉默的言辞；从隐喻意义上来说，诗人的失语可以看作整个时代的写作语境中，诗歌写作已经逐渐被逼迫到了狭路相逢岌岌可危的境遇。

特朗斯特罗姆:“我写给你的如此贫乏”

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 与其说这是一种预言，倒不如说是那些诗人们在陈述一种事实：他们都承认从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聆听中受益，也心悦诚服地尊其为诗歌中的王者。

“让我们散步吧”

那是1956年的圣诞节，生活在瑞士一家精神病院的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享受完了难得丰盛的午餐后，像往常一样独自出门散步。这已经是多少年的老习惯了。瓦尔泽在寂静的雪世界中行走，他走过火车站，穿过树林，走向他熟悉的目的地，那片废墟的世界。他兴致勃勃，步伐稳健。但很突然地，他摔倒在了距离废墟不到两三米的地方。也许，最后的时刻里，他还抬起头有些遗憾的望了望他周围静谧皑皑的白雪世界。

晚清七十年:革命的前奏

张鸣教授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谈到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时说，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而是一种“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辛亥革命的百年即将到来，如何纪念和反思那场革命成了现在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另一个欧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离开了他的国家捷克，去了法国。在那里，他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成了一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他无数次向人解释他的民族和国度，但他的法国朋友们对他的国家知之甚少。尽管他一再描述捷克人的历史，正如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的历史一样，都是纯西方的，与遥远的俄罗斯根本没有关系，但周围的人都以“共产主义化”作为衡量标准，

博尔赫斯:简洁的大师

诗人庞德有句名言，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这句话被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奉为至理名言。卡佛是以写短篇小说和诗歌而著称的作家，是著名的简约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最为评论家津津乐道的就是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所谓“极简主义”的文体写作，就是对自己的文字吝啬之极，削减到了瘦骨嶙峋的地步，几乎剔掉文字中所有的修辞和不必要的东西，成就了小说中的简洁美学。

诙谐的智慧与权力

米兰·昆德拉曾经提到一句犹太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为什么上帝看到人们思考，就会发笑呢？因为人越是思考，越是抓不住真理，反而距离真理越来越远。昆德拉还补充了一点，那就是人永远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他举了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早在现代的黎明时期，

卡佛:“非作家”人生

1984年，村上春树以一名译者的身份登门拜访了雷蒙德·卡佛。村上刚刚翻译了卡佛的小说，在日本很是畅销，卡佛收到从远方寄来的丰厚稿酬时，内心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的小说在日本也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那时的卡佛对这位年轻的译者几乎一无所知，不会想到他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而且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遗余力地把他的小说全部翻译成日文。

艾柯的“清单文学”

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本清单。当然,仔细追究起来阅读每本书都如同阅读一本清单目录。唯一不同的是,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编著的这本《无限的清单》就如同把我们原来阅读时的千头万绪整理成了一种有秩序的清单,并且用这份清单互相指涉文学史无数的清单文学。而对我们的阅读行为来讲,我们会在阅读中回忆自己读过的书中,有哪些片段是以清单的形式书写罗列的,有哪些记忆是可以串缀起来的,有哪些碎片跨越出一本书的界限与其他著作融为一体的。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旅居荷兰的台湾女作家丘彦明曾以《浮生悠悠》和《荷兰牧歌》为华文读者所熟知，现如今又有一本同样题材的散文集《在荷兰过日子》问世。她在荷兰生活多年，一直以那里的田园生活作为写作的土壤，夫妇二人过着令人羡煞悠闲自在的隐遁生活。

《作家笔记》:指缝间的风景

毛姆写到一个段子：一位责夫人也想让自己儿子成为作家，因此询问毛姆的意见。他回答说：“每年给他一百五十镑，给五年，叫他见鬼去吧。”这样的回答原本就戏谑的成分大一些，当不得真。但是过了不久，毛姆回过味儿来愈发觉得这个答案之妙，有了这笔钱，年轻人不至于换饿，但也不够享受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