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开放高价值数据集的域外经验及其镜鉴

席卷全球的政府开放数据运动在发展中面临困境,主要体现为数据范围多而不当、数据质量普遍较差、数据程序不尽合理等,原因是技术、制度及组织方面存在制约。在此背景下,开放高价值数据集应运而生,其契合数字时代的善治理念,具有“成本—效益”的实践优势,且在基础设施和制度规范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基础。从域外开放高价值数据集的过程梳理和机制比较可见,美国与欧盟在基本定位、推进制度、治理手段等方面已形成共识,但在目标导向与规制程度方面存在差异。欧美国家/地区的相关经验可归纳为类型化的内容标准、三星级的形式标准和多主体参与的程序标准,其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法律和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优先开放高价值数据集具有制度和实践基础,当前需从国家层面出台优先开放高价值数据集行动计划:一是优化开放理念,强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二是构建开放机制,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标准认定机制、政策与法律相借鉴的制度调适机制、数据供给方与数据需求方相沟通的反馈回应机制;三是明确开放规范,包括明确高价值数据集的概念、内容边界和开放次序。

政府优先开放高价值数据集多维解析

在对开放数据运动探索与反思基础上,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提出优先开放高价值数据集。高价值数据集自产生以来经历了横向扩张与纵向深化的发展过程,并呈现出规制依据从政策向法律递进、优先开放策略取决于各国国情、指涉范围呈动态扩张趋势等演进特点。从本体论角度解析,可将高价值数据集作为复合型概念,定义为经政府和用户等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识别、采用非专有开放共享格式、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具有较高再利用价值的数据集合。从认识论角度解析,政府、用户等利益攸关方需要通过参与多轮对话来识别高价值数据集,对不同主体的价值分歧予以调适。从方法论角度解析,政府开放高价值数据集在开放内容、开放形式及开放程序方面均须符合特有要求。

数据经纪服务的法律规制

数据经纪服务在数字市场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也引发了多重风险,亟待加以规制。数据经纪服务的兴起是数字经济、信息技术和国家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壮大缘于中立性、专业性与商业性带来的独特优势,但也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法益保护带来了风险。在此领域,美国行业规制为主模式和欧盟法律规制为主模式各有特色。综合考虑数据经纪服务的正负效应,应树立发展与安全相结合、合法与合理相结合、市场基础与政府主导相结合、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规制理念。当前,我国应尽快建立数据经纪服务规制体系,一方面建立核心制度,通过法律明确数据经纪人的概念、法律属性、权利及义务;另一方面完善配套制度,建立政府专门监管制度,赋予用户特有权利,细化行业自律制度。

数字经济背景下美国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美国法治人才培养形成了法学与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结合的跨学科模式。基于对美国大学法学专业排名前14所高校的研究,将美国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归纳为增加跨学科的联合学位类型、扩充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和丰富跨学科的教研平台三个方面,并从基本类型、运行机理、教学成效等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著名大学法学院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具有明显的共同点,也有其差异之处,其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挑战对我国法治人才培养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学校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制度困境及突破路径

根据《社区矫正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三部法律的施行或新修,学校在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过程中享有监督管理的权利,同时也负有相应的协助义务。这种法定的协助义务强化了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保护力度,但与目前我国学校校规中普遍存在的对违法犯罪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定相冲突。因此,校规应当按照上位法的理念,将因触犯刑法被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从开除学籍的情形中排除,对于由此带来的因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或违反学校纪律而被开除的处分不平衡的情形,应当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预防理念以及个人身份信息保密的规定,建构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的机制。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当前应及时修改教育部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规章,并组织修改学校校规,将处于社区矫正的未成年学生排除在“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形之外,以保证《社区矫正法》的顺利实施。

从智库功能看情报研究机构转型

现代智库具有出对策、出思想、出声音等功能,我国情报研究机构在这方面理论准备不足、实践面临困境。分析发现,我国情报研究机构仍是"出对策"的主力军,有"出思想"的优秀历史传统,也有"出声音"的潜质,具备进行智库转型的基础条件,只要能够认清和解决转型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以需求发现和描画为抓手、营造思想创新氛围、建设探索性观点的交流传播机制,就有可能将其转变成适合现代决策要求的新型智库。

情报研究方法构建的关系基础

情报工作的本质是要解决管理决策过程中信息不完备的问题。对照将情报机构建设成新型智库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从研究方法构建的关系基础和关系生态入手,在理顺关系、保证关系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创新情报研究方法,建设信息融通平台,以项目合作研究为纽带,加强理论、实践和教育诸环节、诸部门的协同与协作来实现关系生态和谐,以迎合和应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形势对情报研究机构所提出的新要求。

新《国家安全法》背景下的中国情报学

[目的/意义]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为中国情报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背景。情报学界应以此为契机,对法律规定予以回应与阐释,推动情报学理论不断完善。[方法/过程]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分析,提出情报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情报理论存在的基本概念不统一、研究对象不明确、与实践活动脱节等问题。[结果/结论]我国情报学界需要尽快明确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立场,在新的国家安全形势下开创情报学研究的新局面。

智库运转机制比较分析

文章选取美、欧、日等国主要智库为对象,从性质类别、资金来源、管理体制、人员流动及发声平台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比较。通过分析当代智库的不同特点及其制度与文化原因,总结出:智库兴起源于参与式的决策体系,智库发展赖于充足的资金保障,智库灵魂基于独立的研究立场,智库活力在于开放的思想市场,智库前途寄于国家的发展进步。

行政裁决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立法突破

行政裁决制度在我国已实施多年,但在法律用语、理论学说上均有分歧,导致其在制度定位上含混不清,在实践中运行效果不彰,这主要表现在认知度不高、适用范围不广、化解纠纷功能不强等方面。究其原因,客观方面有相关概念不统一、适用范围不确定、制度衔接不顺畅、执行救济制度不明确等;主观方面则在于行政人员及当事人缺乏选择行政裁决的动力。在中央提出“建立健全通过行政裁决化解矛盾纠纷的制度”背景下,仍应依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当前,既要着眼长远,为制定《行政裁决法》进行系统谋划,明确其立法体例、程序模式、适用范围、实施主体、救济制度等;又要立足当前,开展行政裁决试点,尤其是在试点单位、试点内容、试点步骤等方面合理规划,为健全行政裁决制度积累实践经验。

网络强国战略视阈下网络法律制度之体系化解析

网络时代的国家博弈格局赋予国家网络战略更高价值。网络强国战略蕴涵丰富的法律元素,在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政府机构、国际治理等领域均有体现。网络法律制度在网络强国战略中具有目标与手段的双重地位,作为目标体现为网络法律的良法与善治,作为手段体现为网络法律嵌入网络综合治理能力、网络法律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网络法律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网络法律制度的结构可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以法律文件层级为标准可分为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四个层级,以立法目标导向为标准可分为以保障网络安全为导向的法律、以维持网络秩序为导向的法律、以促进网络发展为导向的法律等三个支柱,以法律规范内容为标准可分为网络空间法、网络内容法、网络组织法三类领域。

能动司法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从三段论推理切入

我国审判活动中法官主要是运用三段论推理模式。在确立规则阶段,能动司法应运用于法律漏洞的填补和法律政策的参照;在事实认定阶段,应着重考察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作出判决阶段,应注意对"法官造法"的敏感和对利益平衡的把握。

系统治理视域下“扫黑除恶”斗争长效机制构建

黑恶势力犯罪是古今中外的治理难题,其产生机理主观上有犯罪普遍具有的人性因素,客观上有其独特的犯罪形式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基础。与国外打击有组织犯罪不同,我国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程序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因针对新兴的黑恶势力犯罪现象引发,以出台刑事政策启动,以修改法律制度推动,以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稳定有效发挥作用而告一段落。在当前"扫黑除恶"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应在刑事政策导向上明确长效机制的目标,达到可防可控的目的。基于系统治理的思路,可将"扫黑除恶"斗争作为一个系统加以分析,构建长效机制,包括:明确"扫黑除恶"斗争工作系统的界限,对黑恶势力不纵不枉;发挥"扫黑除恶"斗争工作系统的要素功能,对黑恶势力依法严惩;畅通"扫黑除恶"斗争工作系统的反馈渠道,对黑恶势力犯罪新手段及时施策;优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系统的环境,遏制黑恶势力滋生源头。

网络时代的大数据咨询方法体系构建

在网络时代,咨询方法面临着新的挑战。大数据对于咨询方法体系的更新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与国内著名的咨询公司在这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认识与应用。.在对当前国内外代表性的咨询公司应用大数据方法加以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咨询方法体系,将咨询公司的知识、咨询对象的数据链及外部环境中的大数据整合起来,构建了大数据咨询方法模型。应用该模型将在个体、业务与企业三个层面对咨询公司带来积极效果,同时需要从建立管理信息系统、制定数据应用规则、营造融合开放环境三个方面完善配套机制。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为加强保护生态环境,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制度,但在法律适用中也暴露出相关法律条款规定过于抽象、不利于操作的问题。因此,应当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的操作制度,包括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督主体、调整事由、调整程序、责任追究等;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如生态补偿制度、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

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的法律规制:欧盟经验与中国路径

在信息技术与数据经济双重推动下,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的法律制度建设具有现实紧迫性。欧盟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立法走在世界前列,其经验对我国具有启示意义。通过运用文献调研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围绕欧盟《开放数据指令》等法律制度,对欧盟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的法律制定理念、法律演进逻辑、法律制度体系、法律实施机制等进行阐释,提炼欧盟相关立法模式及其对中国镜鉴的适用性。我国应当更加重视公共信息再利用立法,可从四个方面推进:从信息公开到信息再利用的法律理念聚焦,从政府信息到公共数据的立法重心跃迁,从分散规定到统合规定的法律制度重整,从单方公开到激励相容的法律实施机制优化。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问题——以《国家赔偿法》第35条后半段为分析对象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原则应当是赔偿法定、适当限制、平等对待以及区分类型,认定"造成严重后果"应根据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权利具体分析认定。在操作程序上,确定抚慰金数额可分为五个步骤。在适用对象方面,认定精神痛苦应以理性第三人标准与具体当事人标准有机统一,我国目前还不宜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扩展到特定第三人,无感受能力之人的赔偿数额应低于正常受害人。

论少年罪错的社会管理创新--以系统论为视角

少年罪错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社会管理创新理念是一个新的指导方向，通过系统论方法的运用，社会各方主体参与少年罪错全程防治，公安、检察、法院、监狱、社会组织、家庭等各要素协调配合，形成少年罪错防治1＋1〉2的有机系统。系统的内部联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环境相联系的，因此，少年罪错防治系统的良性运转离不开与环境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