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创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市场信心:理论框架与特征性事实

新创市场主体既是市场信心的重要来源,也是市场信心的直接体现,活跃的新创市场主体对于提振市场信心具有重要意义。新创市场主体的规模活力、结构活力、资本活力和创新活力,可以通过市场发展潜力、市场经济韧性、要素流动效率和市场发展动力等维度对市场信心产生深远影响。2010—2020年工商企业的注册数据显现,中国新创企业规模活力持续提升,但区域间的规模差异明显;结构活力不断优化,消费行业和民营的新创企业蓬勃发展;资本活力保持稳健,企业融资金额在波动中上升;创新活力日益增强,但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因此,未来的政策可以从规模活力、结构活力、资本活力和创新活力的角度出发,激发新创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信心。

土地价格与企业创新——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土地出让价格迅速攀升,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土地交易的微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土地价格上涨对于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上涨会减少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其原因在于地价上涨缩紧了企业的资金约束,并影响了企业的资源配置,造成企业减少研发投入。异质性研究表明,高地价对位于产业园区的企业、国有企业的不利影响更小,但是对创新型试点城市中的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解释——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在实践层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因而进行理论研究与总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内,构建了包含环境外部性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分布会先由分散状态转变为聚集状态,再由聚集状态转变成分散状态,高效率企业具有更强的流动能力;环境污染是一种分散力,会阻碍聚集的出现,降低聚集程度;污染的空间溢出是一种聚集力,会增加聚集程度。本文又进一步将模型扩展为包含了区域差异的三区域模型,验证了模型结论的稳定性。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为京津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限制土地供给对企业创新的倒逼效应——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利用2001-2013年工业企业专利申请的微观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以及双重差分等方法,考察土地供给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限制性土地供给会倒逼企业创新,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广延边际方面,而非强度边际方面。即缩减土地供给主要促使更多的企业申请专利,而不是促使已经申请专利的企业申请更多专利。机制分析表明,创新补偿效应是上述影响的机制,限制性土地供给会倒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政府的主动筛选和市场的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发明专利和外观专利,土地供给对企业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更大。

我国区域经济和国土开发空间的现状与趋势——基于主成分分析和空间统计的分析

优化区域经济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有助于为产业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提供新的拉力并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经济和国土开发的综合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不均衡程度以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差距逐渐减小,但是板块的分异明显,板块内和省内的不均衡程度在部分年份有所扩大。区域经济和国土开发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发生聚集,且聚集程度不断提高,其中中部地区的发展尤为迅速。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国家、板块和省区层面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镇化与产业化协同发展研究

新常态下,城镇化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突出。回顾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无论民营经济驱动的城镇化,还是外资驱动的城镇化,无论资本流动的城镇化,还是人口迁移的城镇化,都是产业推动的结果,健康的城镇化要以产业化为基础。因此,考察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发展关系对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顺利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城镇化与产业化协同发展的国际模式城镇化与产业化既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二者在初期相互耦合较强,中期却可能出现脱节。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如何影响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基于机器学习的新证据

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当前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使用机器学习与合成双重差分等方法,借助2007~2018年中国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数据,研究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对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显著减少了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其原因在于改革提升了集体和国有土地的替代性,因而降低了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面积,但是未显著影响国有建设用地的单位价格。结合理论分析,上述结果说明该改革并未显著改变城镇国有建设用地的市场结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该改革对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金的影响大于集体建设用地。以上结论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国有建设用地市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的城市规模过大么——基于273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关键发展时期,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但与此同时也衍生出很多城市问题,中国是否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针对该问题,本文在包含异质性个体的城市内生性理论框架下,重点分析中国城市的最优城市规模和均衡城市规模的差异,并衡量差异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均衡规模均超过其最优规模,但规模差异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较小。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应该继续鼓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

创新型城市、所有制差异与企业创新:基于目标考核视角

目标考核是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关键环节,会显著影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这一典型的地区性政策为切入点,借助三重差分方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专利申请与授予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在面临考核压力时,政策实施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国有企业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作用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这种差异更多体现在受到目标考核的发明专利上,而且当政府面临更强的考核压力时差异更加明显。此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资源倾斜效应"和国有企业自身的"策略性创新"是两个主要机制。本文为政府目标考核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产业政策研究

产业政策一直贯穿于东北地区发展过程,实现新时代的东北全面振兴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切入,系统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的产业政策演变,总结其中的得失,分析产业政策预期效果与实际情况偏差的原因。东北地区产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政策工具较为单一,执行力度不足,作用客体范围较小,造成产业政策的预期目标难以完全实现。为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应设计更加系统、微观的产业政策,充分调动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资源,构建更加灵活、紧密的产业网络,最终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东北经济重新注入活力。

东北振兴政策效果评价--基于Oaxaca-Blinder回归的实证分析

新时代推进东北全面、全方位振兴,需要更加全面、系统的政策配合,因此,对东北振兴政策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用1999-2015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基于Oaxaca-Blinder回归的双重差分模型对东北振兴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东北振兴政策提升了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在此基础上,以《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为依据分析发现,东北振兴政策显著提升了东北地区的投资水平,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东北振兴政策虽然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并没有走出投资驱动的传统路径,政策机制的预期效果也未能完全实现,为二次衰退埋下了隐患。

土地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变——基于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视角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对于保障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借助“低丘缓坡”试点这一增加用地指标的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土地供给对于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并从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角度进行了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增加土地供给会缓解城市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变,这一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建设用地出让结构的转变是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途径,而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其面临的土地利用集约化压力是上述途径发挥作用的内在原因。本文的研究不仅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变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对当前建设用地管理模式的评价。

外部宏观冲击与新东北经济失速

伴随我国宏观经济的下行,东北区域经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新东北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区域外部宏观因素角度的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对于全国宏观经济冲击比较敏感,并且全国大部分受影响强烈的城市为资源型城市或者老工业城市。通货紧缩、金融冲击和政府债务均是外部宏观因素影响东北经济增长的途径。市场化程度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滞后、产业结构的单一等资源型老工业基地的共性问题是加剧宏观冲击对于区域经济不利影响的原因。因此,应当将提升老工业基地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纳入新时期区域政策考量之中,通过提升市场化程度、构建多元的产业体系和培育包容的社会环境等手段,着力提升东北区域经济对于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

区域产业专业化、产业排斥与企业家创业精神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对新经济地理学框架进行了动态扩展,进而模拟了专业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利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区域产业专业化会抑制企业家的创业行为,且在国有企业比重大、行政治理能力低的区域中,专业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更强。这种抑制作用的原因在于,现有优势产业的集聚对于其他产业的新生企业具有排斥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制定区域创新创业政策提供了参考。

土地要素:一个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对于我国的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在梳理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过程的基础上,从政府将土地作为政策工具的视角,着重分析了土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其带来的潜在成本。本文认为土地作为空间政策工具、地方财政工具和产业政策工具,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土地价格攀升、地方政府债务扩大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等问题。本文的分析可以为未来中国更好地利用土地这一政策工具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基于“全国文明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品牌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城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匹配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等方法研究了城市品牌价值提升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了土地供给管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可以提高城市总产值、总人口和土地价格,而土地供给管制会降低品牌价值对于城市总产值的贡献,扩大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因此中国建设用地供给的严格管制导致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土地价格的抬升方面。文章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品牌价值提升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拓宽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