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成瘾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网络成瘾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NSSI)的影响,检验精神病性体验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双元自主性的调节效应。方法:采用网络成瘾问卷、非自杀性自伤问卷、双元自主性问卷和简式版社区心理评估量表对6053名13~22岁的青少年施测。结果:①网络成瘾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NSSI(r=0.37,P<0.001);②精神病性体验在网络成瘾与NSSI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61,t=35.60,P<0.001);③双元自主性在中介路径的后半段“精神病性体验→NSSI”中起调节作用(β=-0.01,t=-11.17,P<0.05)。结论:网络成瘾不仅可以直接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还会通过精神病性体验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同时双元自主性对此中介路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

父母心理控制对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睡眠障碍和精神病性体验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对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及睡眠障碍和精神病性体验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父母控制问卷、青少年自评失眠量表、简式版社区心理体验评估问卷、非自杀性自伤问卷对1578名在校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父母心理控制、非自杀性自伤、睡眠障碍和精神病性体验两两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r=0.191~0.451,P<0.01);父母心理控制分别通过睡眠障碍和精神病性体验的部分中介作用(β=0.10,95%CI=[0.09,0.12];β=0.05,95%CI=[0.03,0.06]),以及睡眠障碍和精神病性体验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β=0.01,95%CI=[0.01,0.02])。结论:父母心理控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高中生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而且还可以通过睡眠障碍和精神病性体验间接影响高中生的非自杀性自伤。

高中生未来取向与父母心理控制和校园氛围的关系

目的: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及校园氛围与高中生未来取向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父母控制问卷、青少年感知校园氛围问卷及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对1430名高中生进行评估。使用PROCESS宏程序的模型1检验校园氛围的调节作用,用网络分析方法中的桥函数计算桥预期影响指数评估父母心理控制与未来取向网络、校园氛围与未来取向网络间的桥接节点。结果: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未来取向负向关联(β=-0.11,P<0.001)良好及一般的校园氛围有正向调节作用(β=-0.11、-0.17,均P<0.001);桥预期影响指数计算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及校园氛围对未来取向的网络桥连接节点分别是引发内疚-思虑性(bridge EI=0.23、0.19)、教师支持-乐观性(bridgeEI=0.19、0.15)。结论:较好的校园氛围可以调节父母心理控制对高中生未来取向产生的负面影响,未来情感体验是二者影响高中生未来取向的重要方面。

父母拒绝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拒绝敏感性的中介与性别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父母拒绝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选取1867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使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拒绝敏感性问卷、交往焦虑问卷施测,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男生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亲拒绝、母亲拒绝、社交焦虑及拒绝敏感性互相均呈正相关(P<0.05);性别与父亲拒绝、母亲拒绝均呈负相关(P<0.05)。父亲拒绝与母亲拒绝均能正向预测大学生社交焦虑(β=0.19、0.17,均P<0.05),拒绝敏感性在父亲拒绝及母亲拒绝与大学生社交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均为0.07,均P<0.05)。性别在父亲拒绝及母亲拒绝与社交焦虑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β=0.81、0.77,均P<0.05),且对父亲拒绝及母亲拒绝与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关系均有调节作用(β=-0.14、-0.14,均P<0.05)。父亲拒绝对男生社交焦虑的预测水平(β=0.20,P<0.05)高于对女生的预测水平(β=0.06,P<0.05);母亲拒绝对男生社交焦虑的预测水平(β=0.19,P<0.05)同样高于女生(β=0.05,P>0.05)。父亲拒绝对女生拒绝敏感性的预测水平(β=2.22,P<0.05)高于男生(β=1.41,P<0.05);母亲拒绝对女生拒绝敏感性的预测水平(β=2.14,P<0.05)同样高于男生(β=1.38,P<0.05)。结论父母拒绝通过拒绝敏感性间接影响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父母拒绝对男大学生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强于女生,在父母拒绝的影响下女大学生的拒绝敏感性水平更高。

山东省青少年阈下抑郁及精神病性体验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联

目的探讨山东省青少年阈下抑郁和精神病性体验(PLEs)及其交互作用与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的关联,为青少年NSSI的预防和早期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3年3—4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山东省沿海和内陆分别各抽取2座城市中6090名13~22岁大中学生施测。使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简式版社区心理体验评估问卷(CAPE-P8)、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进行电子问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青少年阈下抑郁和PLEs及其交互作用与NSSI的关联。结果青少年NSSI检出率为21.3%,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在13~15岁青少年NSSI报告率最高(27.9%),有阈下抑郁和PLEs者NSSI报告率分别为49.9%,30.7%。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存在阈下抑郁青少年发生NSSI的风险是无抑郁青少年的3.47倍[OR值(95%CI)=3.47(2.68~4.50)];有PLEs者发生NSSI的风险是未检出者的5.32倍[OR值(95%CI)=5.32(4.10~6.89)],阈下抑郁与PLEs同时存在时发生NSSI的风险是均未检出者的18.47倍[OR值(95%CI)=18.47(14.75~23.13)](P值均<0.01);超额危险度(RERI)、交互作用归因比(AP)和协同指数(S)分别为11.44,0.61,2.89,即阈下抑郁和PLEs对青少年NSSI的相加交互作用占比为61%。结论阈下抑郁和精神病性体验与青少年NSSI相关且存在相加交互作用。缓解青少年阈下抑郁并降低精神病性体验,对预防NSSI的发生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