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还是私利:中产阶层业主抗争的实践样态与本质诉求

随着大规模城市改造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业主抗争”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日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冲突—阶层”视角来看,中产阶层业主抗争与以公共权益维护为旨向的“业主维权”具有本质上的诉求差异。通过对中产阶层社区业主抗争行动背后的主观意志和目标导向的检视,可以发现其隐藏在“反应性诉求”外衣下的“竞争性诉求”的内核,而“分利集团”才是抗争业主群体的本质属性。其抗争争取的是个人私利,而非业主的公共权益,甚至他们对“私利”的争取是以牺牲“公权”为代价的。对于中产阶层业主抗争实践的分析,有助于在对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功能寄予厚望的同时保持审慎的理性。

返乡青年治村的实践逻辑与空间再生产

本文以质性访谈材料为基础,以“空间—实践”的双向建构为分析框架,探讨了兼具强责任认知与治理能力的返乡青年治理乡村的实践逻辑及其具体实践对乡村空间的再生产结果。研究发现,返乡青年作为城市与乡村双重空间的实践者,既有先赋性“乡土基因”赋予其对于乡土文化的高度自觉,也受到现代性城市对其个体文明的开化,从而在实践中表现出对乡土文明的亲和与对现代性追寻的双重面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返乡青年以“反思性实践者”的身份,积极回应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将行政权力及资源要素人格化地导入乡村治理实践中,对传统乡村的生计空间、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开展了全景式的现代性重构,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乡村新权威”,为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提供了主体性动能。

“主题陈述+应用实践”模式在“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以H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为例

文章通过对H高校“社会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模式进行诊析,发现存在教学内容上重知识传授、轻立德树人;教学设计上重理论灌输、轻实践教学;教学方法上重教师主导、轻学生参与等问题。因此,课程教学团队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秉持“为学习者设计教学”的理念,创新性地提出以“主题陈述+应用实践”(Presentation+Practice)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在理论教学部分增设“悦读经典”新环节,与学生共同选择高质量文献进行研讨,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与表达能力;在实践教学部分,创造性地移植并导入工科专业的“课程设计”环节,要求学生选择研究主题进行社会实践、撰写研究报告,帮助学生初步形成了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解决相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本领,提升了学生的能力。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契合“00后”大学生的学情特点,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

教育综合治理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在“家长主义”与“家校合作”的双重影响下,国家的力量被弱化,市场的效应日渐凸显,家庭在子女教育中的卷入日益加深,子女的教育成就越来越取决于家庭资本的多寡与父母教育投入的程度,引发了大范围的社会焦虑和教育内卷。为了遏制这一教育乱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积极开展旨在去应试化和去资本化的教育综合治理行动。通过以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目标的体制改革、以人才培养普职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机制突破,以及以回归教育本真的初心使命为旨归的文化重塑,使教育回归其公共属性,重构教育秩序和教育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养老护理员工作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使用工作倦怠量表对淮安市8所养老机构和23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238名养老护理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养老护理员工作倦怠总分为(34.74±5.41)分,3个维度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玩世不恭(2.67±0.45)分、情绪衰竭(2.51±0.40)分、成就感低落(1.92±0.38)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水平、家人态度、工作年限、日工作时长是养老护理员工作倦怠的影响因素(P<0.01)。结论 养老护理员存在明显的工作倦怠,应通过提高养老护理员的薪资待遇、减少工作时间、赢得家人支持,同时加大正向宣传、扶持行业发展、提供专业辅导,缓解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倦怠。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应急准备

基于协同学理论、公民社会和治理理论及当今国内外的实践经验,以社区应急准备为基础的社区应急管理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石。对社区进行脆弱性评估是社区应急准备的必要前提,而社区居民的应急准备现状和社区应急工作的组织现状是脆弱性评估的重点,它们直接决定着社区的应急能力。在整个应急准备的机制中,应急计划是其核心环节。应急计划的过程是由成立计划小组、定义计划、潜在问题分析、资源分析、描述任务与责任、发展策略与系统构成的一个需要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为了提高社区应急准备的整体绩效,提倡构建基于多层PDCA循环模式的社区应急准备体系。通过调查还发现在应急资源的投资问题上,社区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互有博弈。

“社区制”治理范式何以可能:基于社会理性的视角

“社区制”治理范式是对“单位制”和“街居制”的一种超越,也是社会治理理念进步和社会体制创新的必然要求。“社区制”治理范式的本质特征为“多元、共治”,而社会理性包含着以“合作”为主旨的“公共性”和以“自主”为要义的“主体性”双重取向,与“社区制”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的恰适性。社会理性的实践逻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进路,其落脚点在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而其实现脉路则需沿承追求公共利益的路径。“利益回馈机制”、“规则制约机制”和“成本分摊机制”是实现社会理性的重要手段.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小组工作”课程教学设计——一项课程改革的探索

建构主义理论为小组工作的课程改革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学设计理念。借鉴建构主义教学设计观，以学习环境的创设和自主学习策略的推进为内容，将“模拟情境教学法”和“自主合作学习法”相结合，能够全面促进学生的小组工作知识建构。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工作者角色定位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社会工作者是其中重要的推动主体之一。社会工作者既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者",又是利益受损群体的"发言人",还是居民自治的"使能者",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有助于推动构建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

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中社区矫正较之司法矫正的优势分析

在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治理中,传统的司法矫正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而社区矫正针对青少年自身及其犯罪原因的特殊性,采用更为科学、更为人性化的矫正方式,能够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发挥更为有效的治理功能,具有传统司法矫正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印象管理理论在高校教师教学艺术中的运用——以小组工作课程为例

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理论为高校教师提高教学的艺术水平提供了极大的启发。高校教师作为"表演者",要实现成功的印象管理,需要从外部设施和个人装扮两个方面为自己进行门面装点;分清表演的区域,注意保持前台与后台之间的距离并学会在前台与后台之间自如转换;与学生进行通力合作,善于通过舞台上下的表演一致性来营造自身的权威形象,并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以及时调整自己的表演。

“互联网+”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会治理与信息化的融合迈入了新阶段,突出了创新的中心位置,"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极大的耦合性,代表着未来社区治理发展的技术方向。"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给传统社区的管理体制带来生机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将"互联网+"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性尝试,"智慧社区"的营造与发展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文章通过对南通市智慧社区的调查发现,需要从理念推广、协商合作、顶层设计和资源保障等方面入手推动智慧社区建设与治理。

场域理论视野下“城市社区管理域”的构成研究

城市社区管理是一个包含着多个方面的运作系统,"城市社区管理域"是城市社区管理运作的中介。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城市社区管理域"的构成可分为四大部分:社区管理行动者、社区管理组织、社区管理行动、运作逻辑与规则。

场域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动力研究

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的"城市社区治理域"的概念是一个包含着多个方面的运作系统。在此基础上,分离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大域动力",即: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等四大主体。四大主体拥有着自己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但彼此之间并不是绝对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域动力的正功能,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需要构建出四大域动力对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的合成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中公共性的缺失与重构

多元合作基层治理制度的良性运行需要公共性作为价值基础和内在支撑。公共性包含价值层面的公共精神和实践层面的公共参与双向维度。但在目前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却面临着集体意识薄弱、公共空间消弭、公共参与不足的公共性困境。基层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重构,不仅要在体系构筑上突出多元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在精神内涵上重构公共性的价值目标,还要在空间建构上增加社区公共领域供给。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历史轨迹与范式转向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变迁和历史轨迹,既是观察社会总体时代性与结构性特征的窗口,也是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社会工作发展不同范式的产物。从西方知识输入背景下对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强调(1917—1949),到恢复重建后对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探索(1987—2005),再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理念下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2006年至今),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范式也经历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再到结构-建构主义相融合的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需要走出发展滞后和边缘异化的困境,进一步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推动整个社会的团结、公平与正义,助力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青年社工的流失与留驻：从“角色规制”到“身份认同”

伴随着社会体制改革和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社会工作全面、系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青年社工作为社会工作发展推进的主力军,其流失问题却日趋显著。这不仅关系到社工人才队伍的稳定,还关系到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大局。青年社工的流失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源于社会结构与政策制度通过"角色规制"形成的对青年社工的规范和约束而导致的角色退出。要使青年社工留驻,则要将外在的"角色规制"转向内在的"身份认同",克服工具理性的悖论,尊重青年社工的价值理性。通过主体性重构与外部空间赋予,实现青年社工"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的双向度身份认同及"作为人的社工"和"作为社工的人"的完整统一。

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实践的探索与思考--以江苏省H市Y社区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任务,而这一社会治理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协同治理”。基于对江苏省H市Y社区协同治理实践的实证调查发现,协同治理对于基层党建思路创新、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基层社会矛盾缓解、社区服务力量壮大等成效显著,但在居民思想观念、治理主体协同和制度机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发挥治理主体协同力量,完善各项制度机制,从而促进社区善治。

“鸡娃”的生成:现实图谱、制度型塑与文化建构

近年来,随着教育“内卷”的加剧,“鸡娃”一词从网络发源并在社会中快速流传。“鸡娃”的核心要义在于父母在子女教育中深度参与。文章在立体勾勒父母教育参与行动的现实图谱的基础上,从制度与文化两个维度揭示了“鸡娃”现象背后的时代性根源。从制度层面来看,选拔型考试制度、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教育市场化与独生子女政策等激励了父母的“鸡娃”动机,而文凭通胀、教育资源失衡、教育资本化与减负政策等又规制了家长的教育选择,反向刺激了家长的“鸡娃”需求。从文化层面来看,为了让子女“出人头地”,被内化的精英教育观演化为对名校的执念,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作出了“鸡娃”的选择。而作为一种增值性文化产品消费,家长“鸡娃”除了意在购买课外服务,也是在购买一种阶层区隔的象征符号。

社会工作者介入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互助养老作为介于社会化养老和居家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依托城市社区养老资源以及老年人自身的力量,鼓励社区居民互相帮扶以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方法,在城市社区互助养老中承担了服务提供者、资源整合者和政策倡导者的角色。但由于经费支持不足、人力资源匮乏、社会认同不够等原因,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时尚存在困境,而通过挖掘内外资源、培养专业队伍、强化社会认同等路径,可以推动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