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旅行的概念:Gender(社会性别)——以北欧、东欧和南美对Gender的翻译为例

本文以讨论“理论旅行”的理论为开端 ,进一步扩展到翻译研究中的有关论述 ,以期形成一种分析跨国女权主义的框架。其后 ,以在国际妇女运动中流传最广的女权主义概念 gender(社会性别 )为例 ,来看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欧洲、南美通过翻译进行“旅行”的。通过勾画这些理论旅行的路线 ,来展示 gender这一概念 ,是如何在不断被翻译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

Gender(社会性别)在中国的旅行片段

本文借用赛义德“理论旅行”的概念和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对gender概念自90年代在中国“旅行”的片段作一个大致地的分析,探索女权主义的gender概念为什么会在90年代来到中国?它是如何旅行到中国的?在旅行的过程中,这一概念是如何通过翻译、解释被接受或拒绝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旅行中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

“流动的空间”与“消失的地域”——反思全球化过程中的空间与地域的想像

全球化经常被想像成一种悬在空中的超然之物,我们被不断地告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流动的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的空间,全球一体化似乎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对"流动的空间"与"消失的地域"这两种想像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以期拓展我们对全球化过程的想像。

理论旅行再出发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状态下,理论跨越不同的边界(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广泛快速的流动,这已成为当代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一环。其中,女性主义的概念、理论和实践是其中的一支劲旅。然而,这些理论和概念为什么会流动?它们是如何流动的?又如何被接受或拒绝的?谁参与和控制了这些理论的推广和再创造的过程?谁又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为什么某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概念在流动,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思想和概念则不流动?推而广之,在思想、文化等其他领域是否面临着同样的理论旅行的问题?本文从阅读赛义德的《理论旅行》开始,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本文讨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如何发展出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旅行,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在探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问题上,促进思考的变革和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女性主义到跨国女性主义——兼论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

当前,全球化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民族国家的疆界,迅速改写着地方、国家和地区的意义。对妇女而言,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使超越国家边界的妇女问题迅速攀升,如贫困的女性化,女性移民人口的增长,等等;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妇女运动在全球范围里的连接,比如联合国的世界妇女大会,跨国NGO妇女组织和因特网。为界定这些全球化的新发展,推动全球范围内妇女运动的发展,自上世纪后期,“全球女性主义”,“跨国女性主义”的概念先后出现。本文将以上世纪70年代之后历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实践为开端,进而转入对全球女性主义的思想理念——全球姐妹情谊(globalsisterhood)的分析,然后通过对跨国女性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介绍,进一步考察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过程的特点。

文化差异与主客体的研究偏颇——谈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研究

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正在走向综合。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新格局。然而,世界的这种新格局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文化。比较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将使我们对世界有一层新的认识。妇女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也在经历着以西方女权主义为正宗转向以各民族各国家妇女的自身状况为研究出发点的过程。

通过翻译创造女性主义共享的知识

讨论理论旅行,翻译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说,对翻译的关注起始于寻找"正确"的词汇,然而,我们在做翻译时更应该考虑和关注的还有哪些问题?翻译如果不仅仅是寻找"正确"的词汇的问题,那么翻译又是什么?翻译在跨文化领域中还有哪些作用和意义?特别是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本文先简单介绍有关的翻译研究的发展,进而对跨国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进行质疑,最后讨论如何通过翻译创造女性主义共享的知识。

“人民之家”里的“人民”和“家”——1930年代瑞典福利国家乌托邦的理想与实践

"人民之家"的概念在20世纪瑞典历史和政治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要想搞清弄懂20世纪至今瑞典福利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人民之家"是个关键词,"人民之家"开创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横扫世界的1930年代。当前,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危机不断涌现,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在不断冒头,1930年代的幽灵在资本主义世界又出现了。因此,重新追溯20世纪30年代瑞典"人民之家"草创阶段的历史就有了更紧迫和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把"人民之家"里的"人民"和"家"作为切入点盘点如下问题:为什么在19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会提出建立"人民之家"?"人民"都包括那些人?这个"美好之家"又是怎么回事?由此探讨瑞典福利制度起步阶段的理念、特点和路径。

寻访“成功的故事”——瑞典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的启示

十年以前，我以“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为最后一章的题目，结束了《全球化与理论旅行——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一书的写作。这一标题来自于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温迪·布朗（Wendy Brown）一篇文章的标题《论妇女研究的不可能性》。

谁在挑战?谁的回应?——九十年代英国妇女研究理论的发展

不可否认，欧美的妇女研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在笼统地称这为“西欧”、“北美”的同时，我们就可能将其大而化之为一个统一体，进而失去观察了解其中各个国家在妇女研究方面的各自的特点。而这些多样化的、本土的特点，正是各国、各不同群体的妇女所极力争取的、不致埋没在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中的主体性。本文力图在这方面向前跨出一步，使我们在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地区的一个“短时段”

从反抗到对话─—西欧妇女研究的机构化过程

从反抗到对话─—西欧妇女研究的机构化过程闵冬潮西欧（含北欧）的妇女研究自６０年代出现以来，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出，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据欧共体妇女形容数据库（ＧＲＡＣＥ）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１９８８年，欧共体成员国中就有１４０５位个人和３３２个研究...

“对妇女友好”的国家遇到“不友好”的性别制度——北欧女性主义初探

北欧福利国家以"对妇女友好"著称。这一理论概念是由挪威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海尔加·海纳斯首先提出的,而瑞典历史学家伊冯·赫德曼提出的性别制度理论则强调了对妇女"不友好"的另一面。为什么"对妇女友好"的国家,到了性别制度那里就变得"不友好"了?在全球化、市场化愈演愈烈的今天,这种"乐观的"北欧式的国家女性主义如何坚持?而"悲观的"北欧式的性别制度又何以发展?这些问题不仅牵动着北欧的妇女运动和性别研究领域的神经,同时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福利(welfare)还是工作福利(workfare):北欧福利国家的实践

去年在高校做过两次关于北欧社会的讲座，每当谈及北欧的平等和福利国家问题，来自听众最常见的提问（或者说是评论）是：“这种高福利的社会会不会养懒人？”（即：光拿钱，不干活）“这种高福利的制度不可能持续”（即：支出多，收入少）。上中文网页一查，这样的说法还真是不少，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官方网站上一篇专门介绍北欧福利制度的文章里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后的福利制度（指1990年代北欧的改革，作者加）鼓励人们去工作、去劳动，而不是‘养懒人’，

从婚姻家庭的关键词看家庭、社会与人的发展

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婚姻家庭变化的一些关键词来进行解读,发现中国这60年来婚姻家庭的变化正处在由"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的过渡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在消除"人的依赖关系"方面更多的是使用革命运动的手段,因此带有"革命家庭"的色彩;19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这个阶段则更多地加强了"物的依赖性"的作用,"物化家庭"是其显著特征。

我们从何而来,又想到何处去:’95世妇会与全球化

’95世妇会带来了中国妇女运动与世界接轨的新高潮,高潮之后走向哪里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我”和“我们”出发,通过对“做项目”这一现象进行历史反观,特别是对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对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概念讨论与实施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是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将世界与本土接轨的。受此启发,面对新冠病毒在全球的大流行,以及建立怎样的世界卫生防疫体系,我们必须在’95世妇会提倡的“全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动”的同时,真正做到“在地化思考,全球化行动”。

女性主义作为理论旅行和跨国实践——以《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为例

文章以著名的女性和健康的经典著作《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作为起点来讨论和理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实践是如何传播的。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部著作不仅对美国女性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被全球各国妇女所接受、翻译和改编。文章作者将借用爱德华·赛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概念探究该书在全球范围的旅行,并展示在其众多的跨国界旅行中如何被改变一新,以及它如何在全球各国的女性主义健康活动家之间建立起了联盟。最后,作者总结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的旅行中学到些什么,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女性主义历史、其知识的政治以及跨国女性主义的可能性及其陷阱进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

浅议当代女大学生的女性观

如果说中国知识妇女的现状代表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今天的方向,那么,当代女大学生做为知识妇女的后备军,她们今天的况态则预示了这一运动明天的走向。鉴于此,结合妇女学的研究工作,我们自去年起在天津师大开设了“妇女研究”的选修课及“当代家庭”的专题课。同时,还分別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大的女大学生中进行了有关女性问题的调查和学生座谈会。对当前女大学生中有关女性解放、妇女与事业。

“位置的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我所了解的里奇

美国当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前不久刚刚去世，英美两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纪念性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她丰富多彩的人生。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侧面在这些文章中却鲜有提到，这就是她提出的“位置的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这一重要的理论概念。

试论国家形成的途径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原始形态的研究,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大分工——土地私有制——氏族成员阶级分化——产生城邦国家。不可否认,这条国家形成的途径曾经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存在过。但值得探讨的是: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发展未必都是一种模式。如果用一种模式到处套用,势必将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从唯物史观看当前农村变革的深远意义——蓟县农村调查的一些体会

中央1983年1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中央1984年1号文件又进一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