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须有度

笑蜀在2010年6月2日的《南方周末》上著文《维稳社会成本攀高值得关切》说，2010年5月27日，公安部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强调对精神病患者的收治要严格把关，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收治。此则新闻甫一问世，即引起巨大争议，会议主办方不能不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辩白：该报道不准确，强制收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强制措施，其对象不包括正常人在内。

对历史要做“国民”角度的反思

郭忠华在《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5期上著文《中国国民建设的开端与夭折》说，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不仅应当阻止“文革”这种剧烈的政治创伤，而且也应当阻止公权腐败，至少是阻止巨贪、群贪这种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创伤。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时，人们从领导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经济体制等角度进行了反思，但国民角度的反思尚做得不够。

宽容腐败论及其谬误

曹林在2012年5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著文《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说，《环球时报》近日刊发《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评论，看这个题目，本以为是批评腐败、倡导反腐，可读后却发现不少让人目瞪口呆的谬论。比如“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

学术评定不宜以多取胜

罗志田在2009年4月2日的《南方周末》上著文《学术评定不宜以多取胜》说，现在各地大学涉及学术的评审和评定，不仅都是集体投票，且参与投票的人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在规模不小的学术委员会中，又奉行以多取胜的原则，由术业专攻各异、学术标准不同的一大群人，来投票评判相关的事宜。即使不考虑外行方面的弊端，在专业相近的学人之投票中，自然也是符合“众人口味”的人容易得高票。为体现程序的“民主”，投票多采取匿名方式，结果是所有决定都由集体做出，基本排除了任何个人的责任。

包容性增长

定军在2010年10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上著文《为什么中国需要提高增长的包容性》说，“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最初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近日，记者采访了“包容性增长”较早的系统阐述者、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就什么因素促使亚洲银行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庄巨忠说，当时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因素：1．亚洲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经济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2．尽管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人口大幅下降，

警惕反社会的仇恨思维

曹林在2010年4月1日的《辽沈晚报》上著文《警惕反社会的仇恨思维》说，南平血案发生后，当地一所学校老师让学生以“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的方式谈对血案的看法，有学生在给凶手郑民生的信中写道：我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就想把你碎尸万段，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

影响科学发展的两大误区

高帆在2012年8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著文说，在当代中国，影响科学发展至少存在两种认识的误区。 一是福利主义的误区，即认为中国应将努力重点从创造财富转变为分配财富。其论据是，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实质性飞跃，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也有了极为显著的增强，但国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仍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显著差异。事实上，国民福利不仅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伴随着“蛋糕做大”而动态改进的过程，福利主义只有构建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上，才更具可靠性。更重要的是，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面临生产力与居民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

杨华云、朱程强在2012年3月15日的《新京报》上著文《刑诉立法50年，保障人权终入法》说，刑事诉讼法又被称为“小宪法”，是一部直接关系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法律。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制定刑事诉讼法。1979年，全国人大一次通过了七部法律，刑事诉讼法为其中一部。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又经过了两次修改。

“中国模式”的理论困惑

韩朝华在《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4辑上著文《“中国模式”热背后的理论困惑》说，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引发了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关注。其实，“中国模式”热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理论困惑，一个认识难题。因为，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一个经济体要想实现持续的发展，需要具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条件。但在西方主流理论的视角里，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大师的忠告

洪兰在2009年4月2日的《广州日报》上著文《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女儿的信》说，国际著名投资大师罗杰斯把自己全部的投资经验和人生智慧写成12封信，用它们教授女儿获得一生成功和幸福的方法：

幸福是一个相对指标

刘金松在2011年2月14日的《经济观察报》上著文《努力消除影响不幸福的因素》说，从2006年开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即参与关于幸福感的评价，5年来已搜集了近40万个样本数据。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实例，记录了其间国民幸福感的起伏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幸福指数的消长。

“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

关武君在2010年5月27日的《社会科学报》上著文《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说，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这并不是地方领导挂在嘴边的一个空洞的口号，已经确确实实表现在政府的行动中。

国企应当反哺社会

戴志勇在2010年9月2日的《南方周末》上著文《找准国企定位事关改革成败》说，2009年，中移动与中石油总共净赚2491亿元。从三分之二国企亏损到赚大钱，是好事。但人们会进一步追问：赚钱是国企的基本定位吗？

是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2010年10月28日的《社会科学报》上著文《是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说，伴随着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种趋势已在出现：我们正在重新开始依靠权力来解决一系列新问题。

余秋雨的读书体会

余秋雨在2012年8月21日的《羊城晚报》上著文，谈了自己的读书体会。 1．减肥。孔子、庄子等大师们读的书并不多。古人说“学富五车”，其实那车是小兜车——五个小兜车装满了竹简，总的文字量很少，可古代大师们读的书很经典。现代生活已被各种信息充斥着，我们沉浸于这种嘈杂之中，并非人们占有信息，其实是信息占有了我们。大家要学会做减法，有选择地阅读。

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公平

关信平在2012年8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著文说，任何一个社会要维持其正常的运行和发展，就必须要有一套大多数人都认可或接受的社会价值规范，作为国家制定法律、政策的价值标准。这套社会价值观虽然不能完全满足每个人的个人价值立场，但却是所有社会成员价值立场的综合，是全社会个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基础性内容之一，就是社会公平的价值明。

让研究成果惠及民众

马宝珠在《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上著文《让史学研究成果更多惠及民众》说，说到文化与学术，我们看到了一种尴尬与无奈：中国史学家群体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艰苦的发掘、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那些大量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走出“内循环”这个圈子。真正阅读史家宏篇巨制，并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吸取智慧的人寥寥无几。

韬光养晦更多是一种谨慎的精神

张墨宁在2010年11月1日的《新晨报》上著文《韬光养晦更多是一种谨慎的精神》说，30年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应该说是韬光养晦，但是，最近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强势的姿态，再加上温总理在联合国发言中称中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国家”，有人认为这是外交转向的趋势和宣示。

路西法效应与学雷锋

陈歆耕在2012年3月14日的《文学报》上著文《从路西法效应想到宣传雷锋》说，路西法是希腊神话中上帝最宠爱的天使。他不满于在“天堂为奴”，带领一群堕落天使下地狱为王。他要以毁坏上帝最爱的杰作——人类——来报复上帝。路西法成为希腊神话中“贪欲”、“损人利己”的象征。

医改中的“六易六难”

郑功成在2012年3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著文《医改中的六易六难》说，近三年的医改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还只能算是阶段性的成果，离公平的、有效率的、可持续的制度建设目标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当前医改所面临的局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