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与现代在价值观、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冲突;当代中国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些变化。通过分析助人被讹现象的特点、社会原因和道德后果,试图揭示社会转型期间两种伦理体系的冲突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文章将首先考察"做好事被讹"现象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讹人者都是那些本该获得同情和帮助的年长者。再将探讨"做好事被讹"现象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认为"做好事被讹"事件尽管少有发生,但它对社会信任、同情和道德互惠原则造成了重创。最后探究导致这种令人恼火的行为产生的多种社会原因,也广泛讨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轨迹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归纳:首先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从过去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转变;其次是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第三是公德变得越来越重要。40年来道德变迁轨迹的标尺包含4个刻度,由低向高排序分别是:底线道德,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理心和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公德。用这个标尺去衡量,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场深刻复杂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这一轨迹和标尺也为构建良善社会提供了方向和机遇。

欧美民俗学略说

民俗学是１９世纪在欧洲首先创立的学科，在这之前，世界各国对于民俗事象的记录和探讨，都还处在前科学的阶段。但在１８到１９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异军突起，并将影响传布到美洲和亚洲、非洲，使其成为世界性的学科。因此，对在民俗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几个欧美国家的民俗学加以了解和评价，对于掌握世界民俗学的发展脉络和估计民俗学发展的未来走势。

从南北炕到“单元房”——黑龙江农村的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

南北炕可能是黑龙江农村传统住宅最显著的特点。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内三面是火炕:一南一北两铺大炕由另外一铺狭长的“腰炕”相连,形成马蹄式结构。屋内所余地面很小,人们的日常活动多在炕上进行。火炕又是冬季惟一的取暖设备。直到1980年代初期村民们仍然习惯于全家人睡在南炕。

缘起

如何在中圃舆西方李衔傅杭之简架起理解的橘棵?如何使中团肇南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逆入世界擎衔封韶?道些都是我们装涸人在哈佛罩曹之爵的聚曾中晴常对骗的括题。渔逢$l]萝溪先生来此出席研豺含,我在交歌中提及我们一些旱召感受。到先生富即钓我祖撤大家将自己的艘含拆褚龄文字,邃有下面逼粗短文的彦生。自五·四以来,比较束西方之简制度、社含、乃至文化、普俗等各方面的差具,一道是最吸引中圃知藏界的韶题。封龄我们遏一批已近不惑之年的 "中青年"留覃生来貌,在西方鬃曹敷年,感受最深的也爵业不是人们翘常津津梁道的哈莱姆的育民窟或扭钓四十二大街的杠瞪医留下的文化震撼。

泰勒、兰、弗雷泽神话学理论述评

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在资产阶级神话学中成就最高,对我国近代神话研究影响最大。本文拟通过介绍人类学派三位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尽可能简要地、全面地勾勒出其理论体系的概貌,以求对于我们批判地借鉴外国民间文学理论,了解神话学史有所裨益。鉴于已有不少前辈和专家介绍并研究过这一学派的某些理论,本文便侧重于较少为人所涉及的那些方面。

论文的发表——似非学术,仍有规则

一看题目便可知道,本文最少学术性(所以才加上个副标题以自我辩解);而且也最易招致班门弄斧之嫌。因为,《中国文化》的读者恐怕很少没有过发表学术论文的经验的,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呢。我要事先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实属命题作文。刘梦溪先生组稿时曾数次建议要有人谈谈西方学者如何发表论文,而我作为这一组短文的组织者似乎责无旁贷要牺牲选题的自由。第二,下文所述,仅在说明学术规则在论文发表过程中也同样重要,绝非介绍什么“发表秘诀”之类。谈到论文的发表。

心态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与文明新形态的形塑

199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对其经历的历史性大变革的反思中,首次提出要关注生态秩序、社会秩序之外的“心态秩序”。步入2022年,随着外部世界冲突的加剧以及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人类文明、经济格局、社会秩序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重新审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特别是其关于纵向的等级制度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以及本土社会理论的普世性意义。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多数学者都只看到“差”而忽略了“序”;这是有关差序格局的学术话语中的一个误区。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实现的。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并对中国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

苏敏自驾游的个案,一度引发社会公众对"为自己而活"还是"为他人而活"的争议,这一争议与贝克等人提出的个体化命题密不可分。贝克的个体化命题进入中国以来一直被误译为"为自己而活"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关系个体观和主体性逻辑无法容纳"自己的活法"这样根植于现代多元文化的概念。在贝克个体化命题本土化的过程中,"自己的活法"才是既忠实于原文,又本土化的翻译,它可以帮助破解传统个体观将"为自己而活"与"为他人而活"置于两极对立的死结,亦代表一种自觉的本土化努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体观认为个体只能存在于关系之中,并通过履行义务而不是主张权利来实现自我。它与个体化、现代化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个体化进程。当下,中国个体化进程已经迈入2.0版本的新阶段,呈现出更多的新特征,亟需更多学者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研究和自觉地践行个体化命题的本土化。

中国城市青年中的父母干预型离婚与个体化

在中国家庭中,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亲权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成年子女的决策中的影响增大了。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决策,如教育、职业道路、择偶、婚姻以及居住。在中国,亲权的回归是否将成为个体化发展的一种阻力?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个体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体现了应对与驾驭个体化浪潮的个体策略?这是为写作本文所做的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了回答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审视亲权在城市青年离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来寻找答案。缺乏再嵌入机制,物质主义主宰一切,以及因社会信任度下降所带来的个人信任重要性等,均对亲权的回归起到了作用。本文在说明这一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关全球性的个体化趋势及其局部变异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和深刻含义的道德转型,而不是一场道德危机。作者的考察在伦理话语和道德实践两个层面展开。方兴未艾的个体主义伦理和随之而来的形形色色的道德变迁都为传统的一元化的道德领域注入动态的、不确定的甚至令人费解的因素,从而不断加强公众关于道德滑坡的感性认识,导致道德危机的警报从80年代以来就不绝于耳。更为重要的是,正在进行中的道德转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挑战与应对的过程,其结果如何几乎无可预见。尽管从集体主义伦理向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型是根本性的大趋势,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仍然是党和国家大力支持与推行的官方话语并因此而在社会实践中与个体主义伦理竞争话语权。这种矛盾性造成的不仅仅是不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上的混乱和纠结,也导致了道德实践中的紧张和冲突,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高度复杂,同时也充满着挑战与机遇。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场深刻复杂的道德转型,而非道德危机。这一轨迹及其标尺也为构建良善社会提供了方向和机遇。当我分析整个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变迁的时候,我采用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社会的标尺;这个标尺从这头到那头有一段距离,其中包括4个点或者4个刻度。

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分家习俗的某些变化来探讨经济改革对于当代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在农村家庭重新作为生产单位的同时，具有市场经济取向的农村经济改革也鼓励了个人财产观念的发展。积累家庭财产的新方式使得年轻一代具有更强的个人权利观念并要求提前分家；新的分家模式使得提前分家十分容易，同时又将新建立的核心家庭置于十分脆弱的位置；核心家庭的脆弱又导致了母家庭与子家庭之间以及各子家庭之间的相互依附与合作。这三项变化紧密相联，相互促进，将导致新家庭伦理观念的出现。

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基于近三十年的追踪式田野调查中获取的信息,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落里代际亲密关系的发展历程、孝顺观念的再定义和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兴起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非常规家庭构成的变化模式,导致合二为一的代际关系中产生结构性团结和功能性团结;村民开始重新定义"孝而不顺"的孝道规范,并为代际亲密关系的确立铺平道路。追踪代际亲密关系的实践以及下行式家庭主义兴起的一些宏观社会因素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人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恰恰是对个体便捷的相互侵犯,以达到两个人之间"不分彼此"的状态;西方那种为自己而活的理想在中国文化中很难获得充分的道德合法性,中国个体对幸福和生命的意义的追求带有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的特点。

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

晚清以来,代表新生力量的青年,开始被赋予无限期待,从而不断登上历史舞台。当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延续历史的惯性之外,还与当前社会结构剧烈变动,青年遭遇新的处境有关。但批评青年没有理想,一直是这些讨论中比较大的一种声音。本期阎云翔则从解读这代父母的角度,给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别致观察,并认为在中国社会已发生"个体化"进程的当下,看待青年的"理想"也需要新的目光。而张慧瑜则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梳理了几十年来青年形象的流变,希望找出青年暮气沉沉的原因。无论如何,青年问题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年龄段的人口问题,而是社会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问题,亟须解读。

纳西族汉族龙故事的比较研究

腾飞的巨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丰富多采的龙故事,是各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比较研究各民族的龙故事,进而探讨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纳西族汉族龙故事的比较研究

纳西族的龙故事。可分成东巴经中的龙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龙故事两大类。汉族的龙故事就体裁而言,有龙神话、龙传说和属于幻想故事的龙王龙女故事三大类。通过比较可以看到:纳西族的龙故事和龙分成两个差异很大的系统,其一与汉族的龙故事和龙基本相异,另一则与汉族的龙故事的龙基本相同。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四:东巴经上的龙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古羌人的龙之原貌,故与失去原貌的汉族的龙产生差异,东巴经上的龙神话反映的是纳西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故与汉族龙故事不尽相同。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轨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首先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从过去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转变;其次是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再次是公德变得越来越重要。

初入中国的麦当劳

1987-1996年北京的快餐消费热 快餐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它最先出现在外国小说和电影中，之后才随着西方快餐连锁店在北京的开张而进入一般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快餐”译自英文“fast food”，字面意思是“快食”、“快吃”，这与把细嚼慢咽看做有益健康和文雅行为的中国古老的饮食文化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