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书体演变的生动见证——《王绍明墓碑》碑主身份及书法价值考略

《王绍明墓碑》刊刻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1979年发现于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川镇境内,该碑面世以来书法界鲜有考证研究。从碑刻内容及形制分析,应是一方西魏时期罕见的小型墓碑。依碑文提及的官职、军号和籍贯等信息合并分析,可断定碑主应为出生于今甘肃省秦安县境内,任职于河州的军事将领。碑文书法布局规整,字型扁长,字体楷书意味明显,拙雅互用,笔画带有隶书痕迹。由于秦州地区东接关中平原,西通河西,加之佛教东传等因素影响,该碑书风上既有“凉州书体”的基本特征,又深受“长安书体”的影响。《王绍明墓碑》与同时期河西陇右地区的石刻一道,构成了北魏西魏之交书体变革的生动景观和独特审美现象,因而颇具书学价值。

修复混沌的历史镜像——汪渺《白马史诗》艺术成就三要

《白马史诗》是迄今为止关于白马人族群最完整最系统最丰富的文学呈现与诗意讲述,《白马史诗》秉持了传统史诗的格调,在白马人神话故事《阿尼嘎萨》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造,完成了白马人历史文化作为史诗文本的完美呈现。主人公阿尼嘎萨一方面具有传统英雄史诗人物的勇敢、坚毅、嫉恶如仇,一方面又善良、宽容、博大,渴望和平,阿尼嘎萨的英雄成长史不再是一部神赐魔力的巨人史,而是一部平民英雄史。作品始终忠实于诗性语言的坚守,深陷历史语境又规避平庸叙事的抒写;既有主观感情的丰沛介入,同时又在极力靠近历史真实,从而使作品更具认识价值。

点胶机生产中新型自动化上料机构的应用研究

本文探讨了一种新型的自动化上料机构,并将其应用到点胶机生产实践,旨在避免人工浪费,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工业生产效益。该上料机构,通过协调应用传送装置、推料组件与载物台组件,提高了上料的自动化程度,使上料更为快捷。将此上料机构应用于点胶机生产,明显优于传统手工上料的方式,使上料过程不再繁琐,提高了点胶机的生产效率,实现减本增效的预期目标。

贾平凹的假“定西”

前日购得贾平凹《定西笔记》,内容系先前发表过的长篇纪实散文,此番单独成册,体现了出版者的眼光。想起十年前贾的《通渭人家》成为年度散文榜首,想必洋洋洒洒几万言的《定西笔记》更显珍贵。吾本陇中布衣,得《定西笔记》,心中窃喜。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少了赞许的眼光和赏玩的心理。

怎样看待一部“名著”的冷热酸甜?

一切事物须经由娱乐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进入大众的普遍视野,这是全媒体时代的特殊现象。当一切热闹尘埃落定,我们对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观感,或许才会更加冷静和客观。路遥是值得敬重的。路遥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源自苏俄文学精神的人道情怀、苦难意识、底层关怀、人民立场及诗性气质弥足珍贵,特别是他以拼命三郎的精神投身《平凡的世界》写作，最终以此作成为了一名文学烈士。

争鸣的趣味与品位

观点争鸣与思想交锋是《文学自由谈》的传统,好多话题在你来我往的争辩中,思想魅力灵光四射,真知灼见水落石出,读之酣畅淋漓,掩卷沉思良久。争辩,让该刊保持活力、锐气、激情,彰显自由、开放、率性之风格。但有些争辩就显得琐屑无聊,令人生厌。比如2014年第四期于阿丽的《＂大便＂引起的戏谑与凛然》就属此类。

五十不露肉

三十届香港金像奖刚刚落幕。这是两岸三地最重要的电影奖项之一,虽然近年来,金像奖的凝聚力和权威性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仍然是整个亚洲电影界关注的盛事,它曾经有过的盛极风光,更是印证着香港电影发展中不可磨灭的辉煌。按下此处不表。刘嘉玲获三十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她获得影后。

道德经

已到晚上十二点了。南明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公室老庄文化研究中心副科级秘书张天树一身的疲倦还没有散尽。他住在市委大院一栋小二楼上,下面是车库、水房、储藏室,二楼住着几位和天树一样的无房户,有单身的,也有带家的。小二楼局促在两栋办公大楼间,像一个不通风的火炉子,憋闷死了,偏偏这个时候马路对面正在加紧施工的药业综合大楼工地上传来唏哩哗啦搅拌机的响声,接着楼尖上的塔吊便伸长脖子开始左右摇晃,塔吊的尖端有一只刺眼的灯泡,如一条被触怒的蛇在怒视,蛇头缓慢而有周期地左右回旋,刺眼的光芒便如一把烦人的刷子,隔一阵便透过窗户将宿舍肮脏的墙壁染成白色。

斯文扫地的“前先锋”们

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异风景。19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作家，借鉴西方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小说题材范围、思想主题、形式技巧和创作理念上进行了全新探索，他们短期内开创的叙事革命和语言实验，打破了传统宏大叙事模式，给文坛带来了崭新的写作经验．大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表现力。短短几年，先锋之风形成了强大的创作阵容和声势，堪称奇观。

莫言:盛名之下的焦灼与流连

时隔八年,莫言获诺奖之后的首部小说集《晚熟的人》(以下简称《晚》书)终于面世了。这是一个久违的消息,可谓十年磨一剑,王者又归来。说“归来”倒不准确,莫言诺奖加身后,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追捧,这项前无古人的殊荣,也让莫言既风光又疲劳,我们时常看到他出席各类活动的身影,有时似乎也是“被出席”。网红异军突起,为了“吸睛”“吸粉”,那么多人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莫言以其空前的荣誉和名分处世,自带流量的同时,纷扰和绑架在所难免。然而莫言仍能以淡定从容、内敛谨慎、朴素谦和的姿态与“主播”们共舞,可以想象他坚守自持的不易。简言之,作为一名作家,他获奖后的创作环境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差了。但是,莫言以五十七岁壮年获奖,读者毕竟会期待他继续写作。这一等竟是八年,未免有些让人着急。

自由谈,何其宝贵与艰难

我曾经幻想过从事种种美好的职业,最渴望的是成为一名文满乾坤的专业作家。命运让我有过种种经历,但写作始终没有成为我的职业,而且相当长的时间,我的职业,是需要缄默多,抒情少;理智多,性情少;＂少说话＂多,＂自由谈＂少。于是长期以来,写作成为一种隐秘行动,是羞于示人的。这种地下写作伴随着生活之路的变迁,时断时续,实实不堪一提。

“围城”内外的“西部文学”

已经有太多的人谈论“西部文学”，谈得令人厌倦、令人沉重。先前两期的《文学自由谈》刊出了严英秀和狄青两位的文章，分别谈了关于“西部文学”的困惑与质疑，比照阅读，不妨看作内外两个视角下的“西部文学”，虽然不尽恰切，笔者全当借题发挥，想就“西部文学”再说道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