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钞票发行和物价指数情况

近阅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密西根中国研究集刊》第31期《中华民国的经济(1912—1949)》(作者:Albert Feuerwerher),见到一张表(载原书第90页),移译如下:(译注:原文所根据的中西文原始材料以及论述性文字,因限于篇幅,从略。)

国外史学动态

美围《亚洲研究》杂志1981年各期共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文和书评。其中有三篇论文直接评论我国史学界著名学者和教授,如刘大年、陈振汉、傅衣凌、李文治等二十多人的著作,评述了我国打倒了“四人帮”以后的整个史学界的学术论争。这三篇文章的译文将自今年五月起在江苏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国外社会科学情况》上分期刊载。现简介三篇论文的题名、作者、主要内容如下:1.《从对农民造反的讨论看毛以后的中国史学界》,载该刊1981年第二期。

凡尔赛的谎言

相信诚实才是最好的政策,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为上周在凡尔赛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代拟一个他们应该发表的公报。作为美国、法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七国政府的首脑,我们注意到早先发表的几个七国政府首脑会议公报过于平淡乏味。它们给予人们这种印象:即我们对于每件事情都是意见完全一致。我们的选民们知道那是不真实的。一个面面俱到的公报是不能帮助我们提高信誉的。现在我们试图跳出这种陷井,我们已经决定把我们这次在凡尔赛讨论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的选民。

赤身裸体的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先生(1973年以《投入产出分析》一书获奖——译注)一直很直率地说,教学模式的搞法使得许多有学术声望的经济学者脱离实际。他最近在给美国《科学》杂志的信中写道: "许多专业性经济刊物连篇累牍充满数学公式,以似是而非但实际是完全武断臆造的或陈旧的、不相干的论断指导读者。"十年以前,当他还是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的时候,就第一次提出警告说。

阿Q还健在吗?

本世纪早期,目睹他们的祖国日益衰落和失去过去光彩的中国人,有的主张保存'国粹'以便挽救人心;有的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而这些不好东西给当时中国的不幸(受列强的欺侮和侵略凌辱)种下了祸根。争论不休。后来的争论,就其性质来说,不止是道义是非问题,而且还有互相驳斥和讽刺挖苦。这场争论激起了鲁迅,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写出他的代表作品《阿Q正传》。《阿Q正传》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阿Q他和堂·吉诃德、乞乞科夫、好兵帅克等著名的形象一样。

国际白银流动与中国明朝后期的经济

在本文所研究的1530—1650年的一百二十年间,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以交换生丝、丝织品、棉织品、瓷器、铜钱、黄金、钻石、水银和其它范围广泛的各种产品。研究这一时期欧洲奥托曼和南亚历史的学生,都能从当时货币的迅速增长和交易兴旺的中国和外国关系中,学到许多知识。大量白银的进口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甚至影响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白银进口在明朝(1368—1644)的最后数十年中逐渐削弱了它的经济、政治稳定的基础。

共产主义:中国与苏联分析比较25例

企图把中国和苏联作个分析比较,感到自不量力,但是这件事很值得卖力去做。随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瓦解和"多中心论"的存在,人们已经承认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原先的学术界一直强调共产主义的统治方式总是刻板一律,所以现在更须特别留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主义统治方式的多样性。特别是中苏分裂的加深,已经引起我们更大的兴味,用多种方法研究共产主义的多种统治方式。

变化中的医生病人关系与提高职业责任心

美国人现在已经日益不信任政治家、医生、律师、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人们正在怀疑这些专业人员在为谁的利益服务,正在怀疑谁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利最多——是专业人员还是他们的顾客获利最多。对专业人员的不信任也反映在对许多组织的信任日益下降。根据哈里逊民意测验所1976年所发表的材料,在1966—1975年这段期间,美国公众对于国会的信任从43%下降到13%;对于大学的信任从61%下降到36%;

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

直到大约十年以前,人们为弄清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主要是研究政治的和社的形势以及西方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外来因素无疑是有的,但内在因素对于新文学的形成则是必不可少的:即本国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新的文学语言的发展。严格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开始时期——有两个现象明显占有优势:即白话文与小说。这种情况与以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以前文言,即古典书面语,是至高无上的最具威望的文学语言。

灾难的1929年会不会再来?

预感到会出现1929年式的大灾难,绝不只是施密特一人。在美国,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论:今天经济的窘况是否意味着明天的新的1929年。银行界可能会感觉这种担心是过分夸大和危险,但不容置疑的是国际经济现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潮。目前的经济衰退确实比1974年更为严重。与几个月前乐观的估计相反,现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潮。

新兴的人口统计学史

人口统计学是内容丰富多采的学科,它汇集着多种学问。在英国,从它的最早的源头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政治算术'开始,它已日趋于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部分,马尔萨斯(1796)首创其功。但在美国和加拿大,它却常被纳入社会学的范畴。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都曾受过地理学家应有的训练。人口统计学在数学上的理论已经高度发展,已经独立于一般统计学之外,已经充分应用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人类的生育和死亡现象当然是生物学的问题,但人类对于生死的反映却是心理学的问题,且不谈一切文学和哲学了。所以说人口统计学是内容丰富多采的学科。

从经济史角度看第三世界时代的到来

人们对于人类的历史往往缺乏远见。人类历史上有条不紊地逐步地所取得的进步,已经被历史学家们的偏见所淹没了。许多历史学家和编年史作者用泛滥成灾的故事——诸如饥馑、奸诈、破产、个人悲居剧和丑闻、战争、冲突和王位争夺等,淹没了人类在历史上所取得进步的事实。经济学家们也往往对于人类历史缺乏远见。每在世界经济处于深刻变化的时期,就有老练的经济学家常因向人们提出某种灾难即将到来的警告而名噪一时:马尔萨斯和他的人口悲观论;李嘉图和他的报酬递减律;穆勒和他的静态论;杰文斯和他的自然资源枯竭论;

中国与苏联在吸收西方技术方面的比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外部经济关系模式展现许多相似之点。第一点,两国在相对的经济孤立阶段均有过不依赖西方的时期('西方'或'西方的'在本文中对中国来说也包括苏联在内——原注)。这点曾反映出统治集团组成的变化(经过清洗或继承——原注)和对领导涉及世界经济的得失的不同的评价。第二点,在中苏两国,关于获取外国技术问题一直是政治性的争论——虽然在中国比在苏联争论得更厉害。第三点。

中国苏州等地明末清初城市暴乱的研究

一、导言对于中国过去的许多城市暴乱一直很少有人研究。部分西方学者解释说,传统的中国城市都是政府所在地和权力的象征,而不是社会动乱的策源地(墨菲及贝克利等著作均持此说——原注)。人们常常想象地认为传统的中国群众性暴动和骚乱都是从农村开始然后波及城市,并认为作为行政中心的传统的中国城市,缺少西方国家近代早期城市所具有的"原动精神" (Dynamism)和缺少西方国家近代早期城市的"异族杂处" (Heterogeneity)。

有关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学术研究笔记

在中国明清(1368—1911)土地制度和土地分配形式上,有卷帖浩繁的文献,但大多数作者单纯依据那一时期留下的描述性的材料得出结论。有些资料是顶用的。近来我有机会接触过大量有关这一时期农村土地和租佃制度的实际资料。有些资料以前一直没有被人使用过,而且在中国国外也不被人所知道,有些资料将使土地问题上的许多争论得到启发。这些资料支持某些论点而又反对另一些论点。

第三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问题

南北对话经常出现两种努力交织在一起,即意在缩小南北国家之间裂缝的努力和意在挑起贫国和富国之间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努力交织在一起。因为大多数北方国家都是民主政体,具有广大的农村中产阶级、具有社会化的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工业;而亚洲。

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

1907年初夏,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在巴黎和东京同时组织两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这两个团体标志着中国社会革命思想中出现了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自此以后二十多年,无政府主义继续影响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是无可匹配的极端的社会哲学。如果允许作多种理解的话,无政府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革命思想是有贡献的。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的学者们对于无政府主义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讨论;

各种新兴通讯技术对于信息工作的冲击

导语本文涉及的范围很广,因此就有失之空泛和流于一般化的危险。但请留意:我只是在大题目下面做小文章,我只谈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几个具体的小的方面。这几个小的方面将简要概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过去十年中的许多发展。简要地估价许多新兴技术在信息领域的作用和影响。全文所谈的均只严格针对德国(译注——指西德,下同)的情况。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统市民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瞿秋白先生在1932年观察到:波澜壮阔的激荡人心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大小城市的通俗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正当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有教养的阶级,用新的白话文,忙于鼓动民族精神、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妇女解放、抵制帝国主义、反对旧的传统礼教的时候, "中国劳苦大众在文化生活上仍然处于中世纪状态"(瞿秋白语。请参阅《瞿秋白文集》,1953年北京版,第二卷,第885页——原注)。

德国家庭“仍然是健康的机体”

多少年来遭遇不幸的德国家庭仍然是健康的。与流行的信念相反,家庭没有瓦解,也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家庭没有分裂,只不过随着生活的改变,它改变了某些结构。但是这些结构的改变已经使得家庭面临崩溃了吗?奥登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芮芙赫茨在一个报告中解答了这个问题。这个报告题为'1950—1980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她的结论是:许多德国家庭已经不断地变得比较小(在1964年每一千位公民生18.2胎,在1980年每千公民生10.1胎)。许多年青男女不领结婚证书就同居在一起,那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