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对教育公平及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利用关系入学的个案研究

不少西方社会学界学者认为,纵联社会资本可联接来自高阶层的资源。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人情关系对教育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有影响。通过对两个家长为子女入学找关系的个案研究发现,入学资源常掌握在中产阶层手中,农民工找关系需要“跨阶层”,回报期望低,通常难以成功。而城市中产阶层在同阶层中找关系,回报期望高、人情链长,因此成功率高。而人情关系增加阶层内部的社会封闭,纵联社会资本在人情社会中也很难实现。文化资本的培育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及所处阶层的影响。人情关系影响教育公平,并形成文化和阶层再生产,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仪式资本:互动仪式在关系中的重要性

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互动仪式"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如何在中国人的关系实践中表现的,却仍然未被发现。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在中国的两个城市所做的关于利用关系择校的民族志研究。研究发现,互动仪式在拉关系中的使用是一种回报丰硕的社会投资,它给行动者带来社会资本。本研究结合互动仪式和社会资本两大部分的理论,提出"仪式资本"的新概念,它指的是人们运用互动仪式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

乡村社会人情异化与礼治“空心化”的思考——基于粤东地区的民族志研究

人情伦理及其表现出来的互动仪式在乡村社会中广泛被认同和遵守,形成一种乡村文化--"人情文化"。人情文化对传统乡村社会有其正面的影响,如互帮互惠、情感关怀、维持秩序等。然而,当下我国一些乡村的人情发生异化,出现功利化和腐败化现象,激化社会矛盾,并在阶层分化下出现"人情关系阶层化"的新现象,进而产生社会排斥、政治排斥和对基层民主的破坏,不利于乡风文明建设和农村治理现代化。这些不只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关,也与礼治的"空心化"和现代化思想的缺乏有关。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对生育观念的影响

人口问题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受生育观念影响,中国迎来低出生率时代。基于对广东潮汕地区的质性访谈,发现传统的生育观念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多生”和“偏爱男孩”的传统生育观念弱化。教育成本昂贵是如今人们选择“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家族组织松散、阶层分化及“空心村”现象推动了农村地区生育观念的变迁:(1)农村家族组织松散化使得宗族活动大大削减,礼治秩序、香火传承和重男轻女观念弱化;(2)社会分层改变了村民价值观和乡村舆论,贫富对比使一些人开始认为有钱比“多子多福”来得实在;(3)“空心村”使家庭亲自照料的“养儿防老”成为空谈,不管男孩女孩长大后都在外读书工作,村民开始攀比子女物质上的支持,而非生儿子数量的多寡。

亲密关系中“因爱生恨”的原理与化解——基于阳明心学视角

所谓的“因爱生恨”如何形成?基于对大学生、青年夫妻、离婚人士的访谈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并非真正的“爱”产生了恨,而是“爱情”中的私欲产生了恨。本文基于阳明心学视角对“因爱生恨”原理进行讨论,认为阳明心学相关理论对当下中国人的婚恋实践有指导意义,也为当下婚恋中的“因爱生恨”提供了化解路径。

贿赂关系中运用互动仪式进行“道德化”的分析

人情及其互动仪式为贿赂行为提供道德上的支撑。贿赂时,贿赂双方运用互动仪式进行的表演有其"道德化"的功能,而且这种"道德化"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是用来掩饰贿赂的不合法性和不符合公德性;二是用来掩盖人情中的工具性成分,对违反私德行为进行掩饰。不同人的"道德化"目的可能不同,这取决于当事人当时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所做所为是违法的、不正当的,也取决于贿赂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亲疏。

人情关系中互动仪式的运用模式

民族志研究发现,表达性的互动仪式随着关系的疏远变得越来越弱;然而工具性的互动仪式却随着关系的亲疏展现出了"少-多-少"的模式,在"亲关系"中比较少,在"中关系"中比较多,在"疏关系"中又比较少被使用。

仪式资本内卷化:粤东潮汕地区A县人情酒的变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农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情酒”相互攀比现象。本文基于粤东潮汕地区A县民族志研究发现,人情酒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非常盛行且规模较大,到了21世纪10年代规模却逐渐缩小。这种人情酒的变迁与农村阶层分化趋于稳定有关。经过二三十年的阶层分化,一日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村民的阶层地位基本稳定,对村里各户所处阶层也十分清楚,无须再通过大摆人情酒来显摆财富和人脉,而且继续增加人情活动已无法给村民带来更多好处,因而出现了人情活动的内卷化。由此可见,曾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过度人情消费,特别是“为名”的人情酒,可能只是激烈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阶段性现象,当村庄的阶层分化稳定下来之后,这些相互攀比的人情消费可能会因人情活动的内卷化而逐渐减弱或消失。在社会互动中,当行动者继续追加仪式投资,却无法带来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等好处,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仪式资本内卷化”。仪式资本在其他情景是否出现内卷、如何内卷,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人情对贿赂及其“道德化”的影响--基于找关系入学的民族志研究

中国的拉关系走后门现象有不少涉及贿赂行为。本文通过2012-2014年在中国南方两个城市开展的有关家长为子女找关系入学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人情伦理不单给贿赂行为加上了信任和网络保障的"双保险",还为贿赂行为提供了伦理道德上的支撑。本研究中行贿受贿双方运用互动仪式进行的"道德化"表演主要是企图掩盖人情中的工具性成分,而并非是为了掩饰贿赂的"不合法与不道德性"。贿赂关系中的"道德化"实际上是"仪式资本"的一种应用,它用"工具性礼"的互动仪式表演来促进社会资本的获得。

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展开了广泛讨论,然而它是否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人的间接关系及跨阶层找关系的现象,却少有人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分析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找关系获得子女入学机会的个案发现,利用间接关系获得资源的关键,并非是以往研究所指的“关系强度”,而是节点之间的“义务”和“回报期望”。同一阶层的间接关系易施加影响,人情链可延伸较长,而跨阶层(低阶层向高阶层)因“回报期望”过低,难以在高阶层继续延长人情链,除非有处于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为其代理,其原理是用高“义务”弥补过低的“回报期望”。间接关系中节点参与交换的动力基于“义务”和“回报期望”两者的总和,其中一个过低,可以通过提高另一个来弥补。本文开辟了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相结合来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的新路径,对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也做出了补充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