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测度、动态演进及驱动因素

数字乡村的均衡发展是补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短板、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环节。系统测度中国省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法对数字乡村发展差异的来源及演变进行区域和结构分解,并进一步使用二次指派程序(QAP)探究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水平稳步上升,但空间非均衡性显著,省际差异明显,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性特征;第二,空间分解表明,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三,结构分解表明,静态视角下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内部结构来源主要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乡村发展环境差异,而动态视角下中国地区之间的农业产业数字化与农业数字产业化发展差距正在悄然扩大;第四,从驱动因素来看,数字乡村发展差异受到地区间政府干预、农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对外开放差异的共同影响,但各因素的具体作用强度受到区域异质性制约。本研究为缩小中国地区间、城乡间及群体间数字鸿沟,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时代下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风险及应对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经济社会运行和产业发展,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变革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将更加趋向收缩化与短链化、近岸化与本土化、融合化与数智化。而在其演化过程中,隐含着三重风险:就宏观层面而言,存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一轮大国竞争的内外部挤压;从中观维度来看,具有产业升级滞后、结构失衡及产业空心化的隐忧;由微观视角切入,存在着企业“中等技术陷阱”及数据和算法安全风险。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应采取如下应对策略:推进政府与市场制度安排的优化创新,在宏观层面构建产业链供应链数智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中观层面驱动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转型;充分释放智能企业“补链强链”效应,在微观层面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降低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风险,从而转危为机并实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全面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机制与效果

为了给数字经济赋能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设计提供依据,以黄河流域57个地级市为样本单元,基于2011—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重要的中介传导因素;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推动黄河流域下游地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但对上中游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一线城市和五线城市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其对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明显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拓展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新动能。在构建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多维度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机制检验证实,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其中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较人力资本更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赋能效应呈现出“中西部>东部”的总体态势;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表现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就越明显。分维度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力更强劲。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拓展路径与政策取向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拓展推动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背后显示出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特征:农业生产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智能化和安全化特点;农业经营体系呈现集约化、高效化和稳定化并举的新局面;农业产业体系以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新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展现出专业化和均等化相结合的新特征;农村居民思想观念和生活质量逐步向城市化和现代化演变;农村基层治理的规范化和协同化趋势增强。以数字经济拓展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是以推动农村人口的现代化为核心,以农村生活的现代化为基础,以农村产业的现代化为保障,以农村治理的现代化为抓手。同时以健全农村数字化转型的投入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治理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要素保障、动力保障、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的三元协调研究

为探究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发展状态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提供借鉴,从理论上探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三元耦合协调机理并构建理论框架,以黄河流域77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以2012—2020年为研究期实证检验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及生态保护耦合协调水平,并利用全局莫兰指数与Dagum基尼系数法深入探究其耦合协调的时空联系。结果表明:1)2012—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绿色技术创新指数与生态保护指数均呈现稳步增大趋势。其中生态保护指数在2012—2019年呈现出小幅度的波动性稳定态势,但在研究期末即2020年大幅提升。2)黄河流域的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稳步上升。通过空间演变格局分析可知,在研究期内各市均已摆脱严重失调等级,协调等级的市也在研究期内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西安、郑州与济南三市跻身初级协调等级。3)从耦合协调的时空联系来看,一方面黄河流域各市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聚集效应,另一方面耦合协调度的总体Dagum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流域总体差异在逐步缩小,但下游地区与中上游地区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差异在逐渐扩大。根据差异贡献率可知,耦合协调的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发展差异。

“数农融合”: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数农融合”是数字经济与农民主体、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环境的深度融合,是立足于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在理论逻辑上,“数农融合”以“科技-要素-产业范式”在宏观层面重塑农业农村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以数字科技渗透在中观层面变革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生态系统,利用数字化转型在微观层面优化农业农村现代要素生态系统。就现实逻辑而言,“数农融合”能够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实现以“农富国强”为目标的现代化,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农情的现代化,新四化同步的现代化,赓续中华农耕文明的现代化,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政策逻辑来看,应充分发挥科技与改革双轮驱动作用、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作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作用;充分把握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关系、工农与城乡新型互动关系,多领域全方位地推动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