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发展现状及应用展望

梳理了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各关键环节的发展概况,阐述了全球和我国现阶段CCUS技术应用进展和挑战.结果表明,在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下,CCUS项目难以实现成本效益的平衡,因此必须转变思路,将CO_(2)视为一种基础工业原料,加快CO_(2)资源化利用布局.基于此,提出CO_(2)转化利用金字塔模型,通过优化组合高附加值碳基材料、化工利用、生物合成等CO_(2)转化利用路径,形成兼具减排和商业价值的新型碳经济.最后,根据我国未来在能源领域的领先性和电网的灵活度的实际需要,提出了加快我国CCUS技术布局和应用的政策建议,以期助力CCUS技术产业化落地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管理的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以浑河流域为例

从环境战略管理的高度,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管理的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法.在现行水环境功能区划的基础上,结合生态管理理念及相关理论,并充分考虑我国水环境管理能力及发展趋势,进行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以流域水生态分区为基础,根据参考条件评估水体的生态状况,考虑水体生态保护功能和最小生态需水量,提出新的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体系.首次将水生态分区、水生态保护目标和生态需水量引入水环境功能区划之中,对原水环境功能区划的内涵进行了拓展.该方法以浑河流域为案例做了实证研究.

水功能区划的问题识别及相应对策

总结和评价了现行水功能区划存在的3方面问题:尚未落实流域综合管理模式;以人类用水功能需求为区划基础,未考虑水生态系统的需水要求;管理目标体系不完整,忽视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之间的耦合关系与近中远期的动态调控.在此基础上,结合流域管理、综合水资源管理、水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价、水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环境需水等理论或方法,提出补充现行水功能区划的3个协调对策:构建“源头控制”的流域综合管理模式;协调人类需求用水功能与水生态需求功能;形成“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位一体和近中远期动态调控相结合的综合管理目标体系.

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及其关键问题

针对现行水环境功能区划存在的6大问题,提出了以景观生态学、流域管理和水生态服务功能等为理论基础的,以水生态分区、水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价、冲突分析等为区划途径的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该区划方法及技术路线充分体现了国外趋势与国内管理要求:流域尺度、协调思想、因地制宜和动态性,并重点分析了概念内涵和技术操作程序。同时针对此区划的2大关键问题——协调人与自然、不同利益者冲突问题和确定分类管理功能区——提出了思路与解决途径。本研究有效地权衡了人类需求功能与水生态需求功能,协调了跨界冲突问题以及综合考虑了水资源利用、水环境改善和水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为我国未来水环境管理和流域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区域规划累积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框架研究

鉴于累积环境影响评价在区域规划环评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包括规划描述、影响识别、尺度确定、因果分析、评价基准、情景构建、累积评价与预警、减缓措施以及适应调控等主要步骤在内的累积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框架。同时,考虑到累积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特征,采用情景分析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模拟、分析和评价区域规划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累积环境影响。基于该方法框架,以郑州航空港地区总体规划为例,开展了评价区域环境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的累积环境影响评价和预警实证研究。设计了基准情景、零方案情景、规划方案情景以及改善型情景4种情景模式,分别对规划方案实施的区域水环境、大气环境的累积影响做出评价;并提出包括生态空间格局调控优化、产业结构调控与布局优化以及污染防治等在内的减缓措施,以及跟踪监测评估与适应性反馈调控对策。

水电项目,去留决策谁来作?——关于美国艾尔瓦大坝拆除的决策思考

对于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不管是浩大工程,还是前瞻性政策,权衡其效益是否大于可能的成本,是决策最终能否通过的主要标准。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找到最大利益共同点,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协商与合作中达成一致,尤为重要。

城市新区环境规划的“响应–调控”模型研究

针对城市新区社会经济环境系统所具有的整体性、不确定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特点,构建不确定性的新区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响应–调控"模型,包括4个关键步骤:系统动态响应模拟,情景分析与评价,优化调控模型构建,以及决策偏好与优化调控方案生成。设计3个子情景来比较分析不同新区发展模式下的环境压力,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型发展情景(Ⅰ)、资源环境约束型发展情景(Ⅱ)和资源环境协调型发展情景(Ⅲ)。以郑州新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合情景分析和决策者偏好,对新区规划实施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环境压力响应进行模拟预测。模型结果显示:新区COD排放量将由2008年的19693 t/a提高到2020年的33806 t/a。

受限的桩锚与土钉联合支护结构的计算模式

桩锚支护结构主要依靠锚杆预应力承载并显著减小坑壁侧移,土钉支护主要依靠对坑壁土体的加强来减小土体侧压力并承载,将二者有机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共同承载的整体是目前基坑支护工程中常用的结构形式.在坑壁土压力及地面超载作用下,桩锚与土钉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抵抗荷载和变形,但实际工程中基坑支护结构的可用空间常受到场地限制.根据桩锚和土钉联合支护结构的受力特点、施工特点及设计规范的相应要求,考虑预应力锚杆自由段长度与土钉直线破裂面间的协调关系,按照总锚固力等效原则,研究总结了受限的联合支护结构的设计计算方法,对受场地条件限制的基坑工程支护和开挖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如何统筹好经济发展和 “双碳” 推进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系统谋划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现代化目标时间表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高度重合。因此,如何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双碳”推进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抚仙湖流域负荷削减的水质风险分析

以抚仙湖为研究对象,基于三维水动力-水质模型EFDC平台,开发了EFDC-神经网络(NN)耦合模型;并选用30d移动平均值为解译方式核算抚仙湖在不同风险下的流域负荷削减(TMDL).结果表明,对于100%的达标频度,为了达到I类水质,TP允许增加14%～18%,COD允许增加9%～11%,但TN需要削减13%～14%.如果放松对达标频度的要求,污染负荷将允许相应地增加.研究结果可为流域管理依据不同的风险与管理费用偏好实施流域削减提供基础.

环境群体事件前期预防和舆情引导机制构建

近年来以反对大型建设项目和环境公共设施建设为理由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文章分析了环境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舆情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建议从实施心理学干预方法、加强舆情监测及研判、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建立完善环境群体事件前期预防机制,从强化环保部门与媒体沟通、建立舆情应急委员会等方面强化舆情引导机制构建,以期预防和化解环境群体事件。

探索蓝碳生态价值实现的新模式:适宜的碳普惠机制

蓝碳是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碳汇之一,但蓝碳生态系统往往是依赖自然资源获取收入群体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生计来源。论文分析了蓝碳生态价值实现助力双碳目标和平衡群体发展的双重作用,探究了其对我国当前碳交易体系提出的创新发展需求,并进一步阐释如何将碳普惠机制作为蓝碳生态价值实现的通道,以海南为例探索构建了本地化的蓝碳普惠模式。研究认为,碳普惠机制将控排企业以外的减排增汇行为进行量化并予以激励,有利于推进和创新发展碳市场,促进碳减排;适宜的机制设计可以助力以蓝碳生态系统为生计群体的平衡发展。碳普惠有望成为我国碳市场的重要补充,是蓝碳价值实现的重要通道。

碳边境调节机制:气候治理先锋还是保护主义

2023年4月25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并于5月17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自2021年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立法草案以来,世界上首个“碳关税”法案终于“靴子落地”。去年,美国参议院审议了《清洁竞争法案》,表明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版CBAM也极有可能出台。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人们如何看待和应对CBAM,才能既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又能确保国家权益免受不正当损害?

减污降碳协同多元共治体系需求及构建探析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阶段,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空气质量改善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多目标需求,仅依靠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的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将不足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目标.结果表明:构建“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共治模式,通过命令控制与非命令控制的协同实现治理方式转变,从而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在顶层设计层面,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气污染程度及各行业污染控制措施的不同,因地制宜的制定差异化减污降碳政策;在科学研究方面,开展学科融合、部门协作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科技研究,解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措施评估以及科技数据、资源共享和研究成果落地等问题;在市场方面,将自愿减排交易和更多高排放行业配额交易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强与排污权、用能权、绿色电力等环境权益交易之间的协同,强化市场手段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治理机制和手段方面,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纽带作用,利用数字化信息系统构建第三方环境信用平台,促进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公众等关键利益方形成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研究表明,“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共治模式能有效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多元共治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科研机构、市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解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需求.

关于统筹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思考

统筹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保障双碳目标实现的重大举措。在分析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排放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我国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并从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清单、摸清底数,开展不同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盈亏测算,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指标的分配,系统谋划制定分阶段、分级分类的减排任务,实施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有序减排措施,将总量控制目标、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及其考核纳入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健全机制激励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减排积极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双碳目标约束和倒逼结构调整、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发展历程及技术建议

介绍了我国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及空间分布,各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污水处理厂数量、处理能力、管网长度及运行负荷远高于中西部。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成本进行了分析,我国城镇污水年处理费用达到509亿元,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费用均高达30亿元以上。综述了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及运行情况,提出今后应针对中小城市及西北地区出台相应的污水处理及排放标准、提取污水中的营养物质(如氮、磷)、提高污水处理厂的能源自给率,实现碳中和。

新常态下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近年来,以反对大型建设项目为由的邻避现象在中国恶性蔓延,不仅给企业和民众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损害各级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对我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在分析既有的邻避化解策略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常态下理顺主体关系、加强环保科普、调整利益分享机制、重塑规则意识等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全球碳中和博弈:中国的地位、挑战与选择

《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进程,对世界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做出了新的安排。不同于此前《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允许各国基于各自能力的原则,制定符合自己国情和自身发展阶段的“国家自主决定的碳减排贡献”目标(NDC)。从《京都议定书》的“自上而下”变为《巴黎协定》的“自下而上”,减排规则看似更为务实,但同时也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大增——如果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全球治理机制。

城市如何践行“双碳”战略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持续付出长期的努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实现碳达峰,组织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先行示范,探索有效模式和有益经验。城市是至关重要的“双碳”政策实施单元和关注对象,是落实中央有关精神的关键责任主体。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开展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协同减排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途径和重要抓手。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数次强调碳达峰、碳中和,指引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布局。本文通过分析梳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进一步从目标、路径、管理、效果、部门协同等角度阐述了减污降碳协同的丰富内涵,并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减污降碳顶层设计、目标实现的关键举措、科技支持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