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古希腊——对《蝇王》中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蝇王》为现代性作出的诊断是理性自身出现异化,且具有暴力属性,其异化动因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小说中,西蒙被杰克等人当作野兽杀死,是特殊性主体欲获致普遍性真理,即理性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同人物对野兽的解释,隐喻了知识权力的对抗,也涉及荒岛统治权的争夺。荒岛统治权的更迭表明了理性的脆弱与无力。在拉尔夫和杰克的斗争中,权力借用身体,从保存主体与消灭违逆权力的主体两个方面,实现了挣脱理性束缚和压制主体理性的目的,最终导致主体理性丧失了自我反思的功能。小说“机械降神”的结尾,为解决理性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在现代性语境下解读《蝇王》,并与《俄狄浦斯王》等古希腊作品进行互文阐释,对重新理解当下的理性、权力及两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新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学立场

对"理论之后"的诸多误读导致人们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对伊格尔顿美学体系建构的影响;在《理论之后》后四章中,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了起来,已经表现出从"政治"过渡到"伦理"的倾向;而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立场上提出:真实世界和文学之间是一种基于行动的实践关系,文学具有本体论价值,它在伦理学意义上参与了对世界的建构,文学从事的道德工作及其具备的伦理学价值在于其对专制力量的反抗。

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三重涵义--兼谈作为书名的event

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与事件哲学有没有关联?如果有,为什么伊格尔顿直到第五章才开始讨论event?为什么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其中的一小节?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他所运用的部分概念。伊格尔顿的"结构/事件"观不但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以及保罗·利科尔的解释学,还参考了吉登斯的"结构化"以及伊瑟尔的"策略"概念。但是,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艺术的"事件性"并不同于巴迪欧的"事件",倒是更接近于德里克·阿特里奇提出的"文学伦理学",因为文学艺术在伊格尔顿这里最终要产生实效,是一种自我批判、面向未来、敞开种种可能性的伦理活动,审美实践最终可以看作一种更高层面上的道德实践。而这种理解,既符合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也符合我们对他的既定理解与期待。为了完整把握"文学事件"这个书名,不妨把"文学的发生"与"文学的后果"的涵义也囊括进来。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身体伦理学还是身体美学?——对伊格尔顿近期身体观的细节考察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思潮中的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对自然的征服,不愿对文化本身进行批判,用意志的无限性遮蔽了身体的有限性。他认为人类理性的基础正是依赖性的、有局限的肉身,理性必须反思文化是否会导致对意志和欲望力量的过高估计。伊格尔顿的身体伦理观对亚里士多德、英国经验主义、康德、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杂糅。艺术品和身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和目的,都在最高境界上不屈从于外部目的。伊格尔顿的身体美学致力于发现身体与艺术品在目的论上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的“美德”与“实践”观念是理解新千年以来伊格尔顿身体观的前提。

“物”在本雅明悲悼剧中的含义与意义

本文在解读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认识论批判”序言)“物”与“理念”关系的基础上,以“物”作为切入点,重新考察本雅明的悲悼剧与悲剧观念,并试图将“物”在悲悼剧中的具体含义与意义以近乎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本雅明的悲悼剧研究在其认识论主线之外,还有一条观念史次线,通过考察17世纪巴洛克悲悼剧及其前史与后史形态,他探讨了现代性观念与自然历史观念的生成谱系图,主体如何形成实物世界、物性、物化秩序、物化法则的观念,都以若隐若现的方式出现在巴洛克剧的情节与人物设计、道具与场景使用当中。

极限与设限:叙事伦理在《红高粱》小说与影视中的差异

艺术品最终要关切人类存在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就现代艺术形态而言,从叙事角度对文学、电影与电视剧进行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红高粱》为例,探讨了影视作品与原著小说叙事在伦理层面上的差异。不同媒介艺术的叙事策略与伦理取向导致了不同的美学效果。

从亚里士多德到J·L·奥斯汀:伊格尔顿对现实主义的反思路径

进入新世纪,伊格尔顿在多部著作中深入探讨了现实主义与虚构、摹仿之间的关系。沿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修辞学路径,伊格尔顿认为,正是摹仿构成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现实主义或者虚构都可看作某种有着明确道德意图的形式或技法,作品创设人物、事件、情境是为了建立某个想象中的道德世界。受J·L·奥斯汀启发,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是关乎道德寓意而非事实真假的断言,它是施行式话语,这种思路继承了古典修辞学与政治学传统。

摹仿、身体、伦理——重审晚近伊格尔顿的身体观

身体是伊格尔顿近年来讨论审美与伦理关系问题的核心关键词。作为审美形式的古希腊悲剧同时充当着伦理、政治工具和哲学工具,既能重现又能反思现实生活,亚里士多德的宣泄说与身体关系密切;18世纪英国关注"道德观念"的哲学家们则认为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是和谐一致的,伦理和审美都以身体为基础,以想象中的"摹仿"为前提。审美和伦理问题必须借助"身体"来实现个体与总体、法则与欲望、道德与知识之间的紧密链接。劳动和审美都是个人身体之潜能的全面展开,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但享受劳动本身的劳动和享受美德本身的美德,则是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之处。伊格尔顿试图建构的唯物主义伦理学,其理论源头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身体为轴心的美学和伦理学。

寻找阿基米德支点——反思《理论之后》争鸣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问题

学界近年来对《理论之后》之"后"的探讨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语境问题。"理论之后"并非对经验研究的强调和对理论思辨的纠偏,而是在深层结构上呼唤政治。理论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学科,并不是要遗弃文学,而是试图找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的、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着眼点来审视文学,并试图成为阿尔都塞所设想的、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似是而非的态度是摆脱知识(理论)和信仰(意识形态)二者间悖论状态的一种尝试:文学理论需要站在意识形态外面来反观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假如把意识形态比作地球,把"科学"比作杠杆,把伊格尔顿比作阿基米德,他要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依然来自于地球,这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尝试实为一种文本生产,中国学人要从此讨论中吸取教训,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和文化问题。

时间/事件:对本雅明的一种总体化释读

“时间/事件”视角是一个打破既定本雅明研究分析框架的理论契机。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讨论了作为悲苦剧题材的历史事件、象征和寄喻所内置的时间维度以及悲苦剧情节、舞台、人物设计中体现出的时间与因果性问题;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讨论了小说与故事中的时间/事件、死亡与时间/事件的关系;在《历史的概念》中,本雅明分析了Erkennbarkeit(可被辨识)与Augenbilck(片刻)、Jetztziet(此时此刻)与线性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时间/事件关系的理解。总之,“时间/事件”视角有助于清晰描绘出本雅明作为革命理论家的核心理念与思想谱系。

当前文学与文化审美价值的关系图式——以莫言、李安为例

莫言和李安的获奖事实说明,强调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必须重视文学作品在当代的传播形式与接受程度,读者的审美经验不仅来自印刷品阅读,也来自影视作品观赏。优秀的电影、电视产品是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媒介艺术形式能调动不同受众的参与,有助于发现更深刻、更广泛、可被更多受众接受的审美价值。由于以编剧、导演为代表的文化产品生产者会对文学作品进行一种"再生产"式阅读,所以,影视作品的部分观众会被转化成读者,这些读者的反馈将进一步推进影视产品和文学作品的创作,文学的审美价值将在这个"滚雪球"的过程中不断最大化。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在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交叉与重叠关系将形成五种价值:共通的文学审美价值、原料价值、文化审美价值、娱乐价值以及商业价值。

修辞叙事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修辞叙事学视野中的散文研究关注作者及作品与读者间的修辞性交流关系。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叙事目的皆为说服,读者可从中推导出不同的隐含作者,后者说服隐含读者的过程即修辞性叙事的过程。中国古代散文大多采用全知型叙事视角,叙述策略上甚至会不惜捏造事实以强化说服效果。叙事者和受叙者之间缺少面对面交流的读—写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散文隐含作者的多重性。散文研究必须考虑文人官僚的政治斗争需要、写作的特定叙事对象等问题。从修辞叙事学维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便于从作者-作品—读者—语境全方位把握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

矛盾还是异化——对《非诚勿扰2》的经典与修辞叙事学分析

隐含观众和真实观众之间的差异和矛盾造成了《非诚勿扰2》两极分化的叙事及传播效果。作为深层结构的作者"叙事层"主导着作为表层结构的人物"故事层"。运用A-格雷马斯的行动素以及符号学矩阵分析可发现:一部分观众未被贺岁片形式与内容的异化关系所胁迫,他们能识别出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对现存异化关系所提出的质疑与反抗。

伊格尔顿身体美学的古典源头与现代意义

受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影响,现代人往往视身体为财产,可以任由自我处置,伊格尔顿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身体/灵魂与质料/形式学说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如何使用肉体决定了人的价值。所谓美学的身体要让有限的身体屈从于无限的意志,这种唯心主义观念既厌恶身体又迷恋身体,试图把身体视为不生不灭的艺术品。而在唯物主义者伊格尔顿看来,其实身体才是人类进行沟通与合作的本质语言,身体和艺术所要表达的意义就在自身的呈现之中,要理解这种身体美学观必须返回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伦理学思想。在如何施展人的本质力量问题上,伊格尔顿推进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伦理学研究。

电影《2012》:技术欲望和工具理性对人类未来的判决

电影《2012》推崇技术和工具的超级拯救力量,对物的崇拜是影片宣扬的人类免除亡族灭种的唯一必要条件,技术信仰取代精神信仰,"物"高于"人",技术越是复杂,其俘获人心的手段越是高明,其不证自明的工具理性越具有绝对真理的外形。在技术分工的前提下,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顺利媾和;方舟乌托邦是建立在技术权力之上的官僚制;数字化、影像化、时钟化的技术符号象征着主体对于工具理性的崇拜。那些对技术不信任、怀疑甚至心存反技术想法的角色,《2012》给其的判决书是死亡。

文化研究:一种批判的乌托邦

文化研究以批判日常生活与常识为目的,以捍卫日常生活为方法,其批判性和参与性体现出一种置身其中但又超然物外的乌托邦精神。当代大众文化的再生产已经无法离开消费者的接受、认可和广泛参与。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理论的重构和对乌托邦精神的呼唤,这种批判要与传统的文学、艺术概念保持距离,是一种辩证的批判。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僵化的"能指"提出质疑,不断寻找全新"能指—所指"意义链的过程将使自身一直处于进行时态中。

谁是“颠倒了的本质主义者”?——新世纪特里·伊格尔顿本质主义立场发微

三十年前的伊格尔顿更像一位唯名论意义上的反本质主义者,三十年后他更像一位实在论意义上的本质主义者,此时的本质是认识上的本质,并非实存中的本质,伊格尔顿并未从这个主义倒向那个主义。斯坦利·费什等人将认识论上的本质主义放到了存在论语境中,他们把本质主义颠倒了。我们需要从亚里士多德的"四谓词"说以及"十范畴"说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些误读。对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而言,事物的本质就在事物本身,本质并不是事物的先决条件,事物的存在才是本质的前提,定义和本质是用来认识世界的,可后现代主义者们却以为认识世界必须先拥有定义,这种"颠倒"反映了认识上常犯的逻辑错误。

价值论视野中的文学审美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当代,经典与非经典、作品与读者、印刷文学和类文学产品之间的审美价值关系应在价值论维度上得到重新审视。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交换价值本身具有一种"生产"的意味,审美价值是在以阅读为代表的各种价值交换活动中建构出来的。现实中文学交换价值的大小将吸引更多创作者提供更高水准的产品供应,读者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影响到文学审美价值的呈现速度。纵观文学史,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会交换自己对于某部作品的看法,这种意见交换促成了文学经典的诞生,文学的审美价值因此将转变成为功利价值,并从审美活动上升到道德伦理、社会文化、民族国家、甚至人类文明的更高层面上,此时文学的审美价值就是宏观意义上的交换价值。

理论之后的悖论解决——与姚文放先生商榷

通过对姚文放先生《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一文的细读可以发现:文学理论的历史性描述,成为文学理论的必要条件,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中隐藏着多处逻辑错误;文学理论变局的出发点,作品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的政治性,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等四个方面存在悖论。破解此悖论的根本出路在于:从根本上摆脱二元对立式的定向思维;文学理论变革的机理应从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三个维度上的转变着手;文学理论可被视为一种"商品"化的理论等价物;发掘文化研究跨学科"操作性"与传统文学理论"普适性"二者的统一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