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和GDP关系的经验研究:1952-2003

文利用我国1952-2003 的年度数据,讨论了货币冲击对真实产量和价格水平的影响。作者发现,价格水平和真实产量与M0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而与M1、M2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作者构建了一个三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最后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讨论了货币冲击对真实产量和价格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供应具有内生性,而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真实产量会先于价格水平开始增加,但是随后真实产量比价格水平下降得更迅速。

民营制造业中的企业规模—工资效应

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就民营制造业中企业规模对工人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工资效应在民营制造业中普遍存在,工人工资与企业规模正相关。同时发现,工人素质假说和劳动生产率假说对于该效应的成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主要通过工人素质、资本密集度、技术水平以及工会组建率等因素间接作用于工人工资。

我国省际收入差异的成因:要素积累还是生产率

本文借鉴增长核算方法估算了1987-2004年我国各省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各省区的劳均GDP进行了水平分解和不同形式的方差分解。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的积累差异是导致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在省际之间的巨大差异是造成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更为重要原因。

要素积累、政府政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形成城乡收入差距既有城乡要素积累差异的原因,又有政府政策的作用,本文综合考察了这两类因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1987￣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基础教育的普及对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面作用,而资金和高水平人力资本向城市集聚则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很大程度上是城乡要素积累差异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化明显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程度的扩大则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的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影响,这体现了政府政策的效应。另外,产业结构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非国有化以及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力较弱。

市场化与中国地区差距——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扩展Solow模型的框架下,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方法研究了改革以来中国地区经济的收敛性问题,结果发现,在1992年以前我国地区之间呈现收敛,但此后地区经济趋于发散;三大地区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在条件收敛回归中,城乡差距和财政赤字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非国有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优惠政策等则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

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个贡献——统购统销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1953—1982

对于我国集体化农业经济绩效的解释,主流文献的结论是“工分制”导致对劳动投入缺乏有效的激励。通过对一份浙东沿海某生产队社员分配分户方案的研究,作者发现,政府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将集体化农业内部的剩余粮食都收购了之后,已很难在集体化农业内部对劳动投入形成有效的激励。作者以粮食生产为例,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国家粮食征购的比率对集体农业的粮食产量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又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统购统销制度对集体化农业经济绩效的负面作用。

伙伴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跨国实证研究

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传统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逐渐降到相对较低水平,贸易便利化水平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愈显重要。运用2009—2019年中国116个贸易伙伴国的跨国面板数据,从硬件基础设施和软性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硬件方面,伙伴国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中国出口均有较强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硬件基础设施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强于发达国家。在软性基础设施方面,海关环境对中国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规则环境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较弱;发展中国家软性基础设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大于发达国家。

农业社绩效问题之再探讨

对于中国农业集体化经济绩效的解释,既有文献的主要结论是集体农业内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导致对有效劳动投入的激励不足。讨论试图说明,在分析农业社绩效时,农业社之外的宏观政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将农业社的大部分剩余都拿走之后,已很难在农业社内部对劳动投入形成有效的激励。以粮食生产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对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社绩效关系做了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论点。

浙江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比较分析

浙江居民收入的均衡水平处在全国前列。需要关注的是城镇行业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加快政府改革 转变发展方式

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当前浙江企业经营遭遇较大困难，经济增长有放缓趋势，需要各级政府和企业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共渡难关。目前的困局提醒我们，在看到改革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浙江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本轮经济波动中浙江企业之所以面临深幅调整，原因就是微观上浙江企业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宏观上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必须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实现浙江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浙江已经完成了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顺利转型,但是依然存在着诸如覆盖面仍不够广、统筹层次较低等不少难点和问题。

要素积累、政府政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87—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一方面,基础教育的普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资金和高水平人力资本向城市集聚则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体现了城乡要素积累差异。另一方面,城市化明显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和财政支出的扩大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体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

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条件下的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去年以来,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生产成本大幅上涨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在新的均衡价格形成过程中,企业能否将大幅上涨的成本传导出去,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由于浙江大部分企业集中在低附加值产业或低端产业,人均附加值比较低,成本传导能力因此比较弱,导致许多企业陷于困境。如何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是浙江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最紧迫的任务。

经济转轨进程中的政府治理:几个理论视角

制度之间具有互补性,市场化改革要求政府治理进行相应的改革。本文总结了几个决定政府治理性质的理论视角:政治经济纵向一体化的视角、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和市场结构理论的视角,更根本地,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源配置的视角来看待一个社会政府治理的性质及其变革。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是关于政府治理变迁理论的最新进展。

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收入问题——基于青岛市三乡镇蔬菜批发市场的案例研究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本文通过一个案例来解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与工业化和市场化密切相关,"三农问题"可以被解读为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挤压的结果,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工业化的完成和市场化的充分展开。无论是劳动力结构方面的原因,还是工农比较利益变化的原因",民工荒"要求我们反思目前的政府支农政策。

制度变革与省区经济增长——基于内生视角的实证研究

首先利用主成分方法构建了各省区的年度制度指数,设计了制度的工具变量,即各省区的矿产资源禀赋和海外市场接近度,然后利用回归方程分析了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导向的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我国省区的经济增长。

沿海五省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研究:1998-2005

本文主要运用基尼系数法分析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五个沿海省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在城乡差距方面,除了广东,其余四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均衡程度明显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行业差距上,除了福建,其余四省不同行业职工的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浙江的行业收入差距最大。在地区差距方面,浙江最小,广东和江苏最大。对于分析结果,本文做了相应的原因探讨。

关注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是浙江仅次于交通事故、水灾和火灾的第四大灾害。浙江地质环境复杂，人口比较稠密。近年来，随着气候的异常变化和自然开发活动的日益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次数明显增多，分布面积不断扩大，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已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应作为浙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Effects of Commodity Trade Structure Variations on Labor' s Share of Income in China——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ata of Production Industry Sectors

Proceeding from trade structure variations,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 China.China's commodity trade structure has experienced a step change in recent years.According to theoretical analysis,trade exerts not only a direct effect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through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ation but also an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factor intensity variations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bias.Empirical study discovered that expor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hare of China's labor income while import has a positive effect.Import and export have different levels and directions of effect on sectors with different factor intensity.

“资源诅咒”问题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旨在分析国外学术界关于资源诅咒研究的困境与争论,并探讨未来研究的出路。本文首先揭示在资源诅咒存在性问题上的研究分歧,指出有关实证研究在资源范围界定、解释变量内生性、研究时段选取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然后,阐述关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的争议与问题,以"荷兰病"模型和资源收入波动性模型阐释纯粹经济学视角的传导机制,以损害政府质量、阻碍民主转型和引发内战冲突三个角度解析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传导机制。最后,对该命题的未来研究出路做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