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

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行政合同是行政权扩张和现代公共行政兴起的结果。行政合同在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性与契约性、公法性与私法性、行政性与民事性的结合,在法律适用上则表现为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混合适用与选择适用。解决好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既要遵循行政法、民法与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全面适用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准确适用行政诉讼法,恰当援用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也要采用类推方法适用法律,进而使行政合同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合理的解决。

宪法权利本质论、价值论与实践论

宪法权利反映了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和法治理念 ,它既是一种政治道德权利 ,又是一种针对国家的法律原则性权利。宪法权利既有使权利作为目标和手段的正义化和使社会政治制度秩序化的内在价值 ,也有满足宪法关系主体需要的工具性价值。宪法权利一方面依托宪法进行宏观实践 ;另一方面依托自身的权利构造进行各种具体权利的微观实践。我国的宪法权利反映了宪法权利的基本方面 。

论现阶段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核心问题是控制日益表面化的利益冲突。鉴于现阶段社会利益冲突的特殊性,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已是必然。实现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用公平立法确立各利益主体的合法地位,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社会利益的流向,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用公正司法建立利益的救济机制和干预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行政裁决诉讼的不确定性及其解决

行政裁决系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法规授权,以中间人的身份,按照一定的程序,对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行为。行政裁决行为归属具体行政行为的普遍性与区别具体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带来了从行政裁决的对象上考察案件性质和从行政裁决行为性质本身考察案件性质的不确定性,进而造成了行政裁决司法救济途径的多样性。行政裁决的三种司法救济途径各有利弊,并且都面临理论与实践、法律规定与审判效果的冲突。这些冲突造成了行政裁决理论研究的困惑和司法实践的不统一;因此,应该创设一种新的诉讼形式来解决行政裁决司法救济中的问题。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限制的审视与改进

还权赋能、稳定放活的农村宅基地抵押贷款改革蕴含着积极的制度效益和经济助推功能,但也暗藏农民失地、抵押财产无法变现、耕地被侵占等风险,因此需要兼顾助推效益与风险防控。基于对农村产权抵押贷款风险点及其防控措施的认识,一些主管部门和试点地方对宅基地抵押贷款人的准入资格和抵押物的设置与流转作出了某些限制,这些限制适应了试点阶段推进“两权”抵押改革的需要,但与当前稳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导向不符,需要秉承稳慎探索的原则进行调整,并增设新的优化措施来加以完善,以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效益的最大化。

利益冲突的理念与实证分析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面临日趋表面化的利益冲突。社会主体利益观念膨胀、逐利行为不规范、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合理是造成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利益冲突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它促成了各利益主体在"改革———多元利益———利益冲突———利益协调———制度创新"的利益关系模式中的博弈,具有两面性。利益冲突的负面效益要求用制度化手段特别是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用立法防范和司法裁判两种方式加以解决。

试论澳门特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建设——纪念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

澳门特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仍然面临培养澳门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的任务,这不仅是基于殖民地历史对澳门人国家、民族认同感消极影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是"一国两制"背景下"两制"共处带来的新问题,同时还与澳门国民教育在时代变迁、经济发展、文化多元、赌权开放背景下面临的困难有关。澳门特区进行国家、民族认同建设既是适应自身政治地位变化的需要,也是妥善处理澳门和内地经济一体化与两地政治制度差别之间矛盾的需要。当前加强澳门特区国家、民族认同建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发展好经济,妥善处理与内地在经济融合中的矛盾;二是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调动澳门人对"一国两制"政治实践的积极参与;三是要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塑造和培养澳门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治国思想可概括为:治国安邦,要实现从个人到制度、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建设法治,要处理好民主与法制、执政党与法、权力与法三对关系;厉行法治,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思想解决了为什么要实施法治,如何建设法治,如何推行法治等重要理论问题。坚持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确立“程序本位”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程序本位理念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坚持以诉讼过程 ,而不是以诉讼结果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的理念。这个理念依据于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过程本身对结果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之所以要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树立程序本位的理念 ,是因为程序法治是现代法治的核心 ,程序本位连接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且有针砭时弊之效。当前坚持程序本位理念不仅具有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引进和传播程序过程、程序正义观念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强调现代程序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必然联系。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问题解构与协调对策

协调好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是完善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在民族事务治理中贯彻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构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形于20世纪50年代,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态,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既反映了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状况,也有基于民族性、地方性,以及受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调整所形成的特殊性。目前,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发展受事权划分、管理体制、优惠政策、利益协商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以协调发展理念,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来谋划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健康发展。

民族关系的制度化调整策略分析:详论少数人权利保障策略

民族多元化通常伴随着文化碰撞与民族冲突,多民族国家始终面临着通过制度化手段协调民族关系的任务。20世纪以来一些多民族国家探索出少数人权利保障、民族联邦制、协和式民主等三种调整民族关系的制度化策略,其中尤以少数人权利保障最具有代表性。少数人权利保障策略蕴含了通过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认识,在正当性与操作性方面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实践,但仍面临一些挑战。研究民族关系的制度化调整策略,分析少数人权利保障在协调民族关系中的价值,有助于厘清与构建我国的民族关系调整策略。

散居少数民族概念解析

"散居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上的一个概念,既可以从民族的概念范畴去定义,也可以从族群的概念范畴去定义。然而,由于我国民族问题与政治法律的一体性,基于现有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去解析散居少数民族更具有合理性。因此,散居少数民族具有民族、族群和政策制度3个方面的特征,据此可以将散居少数民族定义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选择以散居方式生产生活、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族群,它既包括那些居住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外的族群,也包括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内但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族群。

欧洲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分析

欧洲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使少数民族人权问题成为维护国内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重要问题,受到欧洲各国的普遍关注。欧洲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历史源远流长,自近代以来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二战结束以来,围绕建立少数民族权利的欧洲标准和制度框架,欧洲各国在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方面开展合作,并通过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和欧盟等3个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政策、法律和工作机制,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欧洲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模式。欧洲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实现了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义责任和价值追求,其制度与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研究述评

散居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一个族群概念,在国外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研究中属于少数人群体的范畴。作为少数人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散居少数民族权利受到了国际法和比较法的关注,并在权利特征、权利性质、权利保障的必要性、权利保障的具体内容和途径、权利保障的制度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理论界对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集中在权利的概念与构成、权利发展现状与面临问题、权利保障的途径与机制等方面,与国外成熟的少数人权利研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少数人权利的研究成果实现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理论研究的创新,使之成为民族理论和法学理论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和前沿理论之一。

新时代语言文字事务治理的法治内省与善治旨向

语言文字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方略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法治化要求,语言文字事务治理面临完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任务。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文字事务法治体系,这一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用良法善治标准衡量,其在结构、内容和实施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贯彻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适应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语言文字事务治理还需要不断完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良法善治。

欧洲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权利标准与区域共治

种族主义、民族冲突和移民问题的交织使少数民族人权问题成为欧洲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少数民族权利法律制度的差异,民族问题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促成欧洲各国在少数民族权利保障问题上展开合作,并建立起欧洲区域性的少数民族权利标准和保障机制。欧洲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最大特色是通过区域性国际组织来实现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道义责任和价值追求,进而形成了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区域共治。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推进了欧洲人权事业的发展,维护了欧洲的共同价值观,其制度与经验值得总结。

我国的民族成份政策与少数民族的族籍权益保障

族籍权益在公法层面是指基于特定民族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族籍权益对于维持群体特征与实现认同,构建和谐社会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族籍权益主要基于民族成份政策产生,并成为少数民族成员据以实现民族平等的一项重要手段。转型时期我国的民族成份政策面临着复杂的实施环境,日渐增多的通过更改民族成份以享受更多利益的趋利现象,客观上使实施民族成份政策与保障少数民族族籍权益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进而使民族成份政策面临挑战。当前,加强族籍权益立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趋利倾向,推进民族成份事务管理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应该成为完善我国民族成份政策,保障少数民族族籍权益的重要任务。

35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问题检视与创新绎思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迄今已经历35年的发展,成为法学、政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虽始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颁布,但其立场与方法却渊源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与制度研究,并随着民族法制建设的发展逐渐繁荣。基于期刊文献的学术检视表明,35年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已形成清晰的问题视域和分析路径,已在规范原理与法律实施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理论创新和社会效应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面对新时代民族工作主题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亟待通过拓展视野、优化问题、创新方法来开创新局面。

基本权利诉讼:宪政实现的中国之道

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中国宪政实现的路径所得出的结论是:公民基本权利诉讼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宪政实现的基本战略和策略。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是,公民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特色宪政、中国宪法作用空间、中国宪法实施方式三者的契合点。将公民基本权利诉讼作为宪政实现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推行这一战略策略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