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与反贫困工作——基于城乡关系与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

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已有很大的缓解,但中国的反贫困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市场化的推进和城乡分割式权利体系的延续是农村贫困问题的深层根源。农村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变革实际上意味着国家从农村的部分退出。在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这种退出会强化农村的弱势地位,从而为贫困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困难。国家以新的方式加强对农村的介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主体性”的成长与张扬,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发展视角下的个体主体性和组织主体性:精准脱贫的重要议题

农村精准脱贫实践既是国家建构和发展干预的过程,更是贫困人口参与和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从反贫困发展理论的历史演变脉络可以看出,贫困人口作为发展主体的认识是在反贫困实践中不断反思建构的结果。对贫困人口主体性的分析,需从个体(家庭)主体性和组织(社区)主体性两个层面展开。S村的案例表明:一方面,贫困人口虽在个体层面处于"在场"状态,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个体主体性的发挥比较有限;另一方面,贫困人口在组织层面处于"被动在场抑或缺席"状态,组织主体性的缺失导致了贫困人口参与脱贫实践的表面化现象。将贫困人口的主体性需求分别从个体与组织层面嵌入农村反贫困实践的逻辑中,实现贫困人口与外部干预主体的协商共治,是破解扶贫困境、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

扶贫开发历史机遇期与战略创新

随着国家总体发展格局的演进,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推进贫困地区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将"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作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基本思路,抓住了历史机遇期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创新。

组织创新与贫困地区“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运行——河南、安徽试点案例研究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关键在于通过组织创新实现农村基层社区的权利调整。政府、"村两委"与农民之间的权利调整涉及的是对农民的赋权,农民与农民间的权利调整涉及的则是对农民中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农民间合作及农民与政府的合作对基层社区的权利调整实践具有重大影响。河南、安徽试点在国家向农民赋权的一些关键环节未能真正给予农民自主权利,使得试点难以真正将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在农民之间权利安排的环节又给予农民太大的自主讨论空间,使得讨论制定出来的规则有利于社区精英,而不利于贫困农户。以有效的权利调整为依托,"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可以缓解农民发展经济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推动农民能力建设和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这种组织形态蕴涵着推动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

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贫困影响评估:一个初步框架--以沙县小吃就业创业培训为例

贫困影响评估对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具有重大价值。研究构建了包含投入、活动、产出、直接影响、最终影响等环节的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贫困影响评估框架,并以沙县小吃培训为例,对各环节的关键变量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贫困影响的逻辑链条。研究发现,若没有特殊措施,公共培训资源总是首先惠及那些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口,贫困人口很容易被挤出或边缘化。推进并规范贫困影响评估,是有效推进脱贫攻坚工程的一个重要抓手。

新阶段的非农安置扶贫移民：规模估计和政策创新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扶贫开发步入脱贫攻坚新阶段。扶贫移民是新阶段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体系的重要内容。非农安置已成为新阶段扶贫移民安置的重要方式,且具有促进生态建设、新型城镇化等积极作用。通过不同角度估计表明,新阶段非农安置扶贫移民规模将十分庞大。通过非农安置实现较大规模的扶贫移民脱贫,可转变主要从安置地资源角度来解决移民脱贫的核心议题——生计发展,统筹安置地、迁出区域的各类资源,在安置地积极引导建设特色优势产业聚集区,在迁出区域适当、合理发展现代林特农业产业并探索移民资产收益扶贫。

非对称竞争:地方政府与官办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困境

当代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崛起已成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中心论"和以法团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中心论"具有较强的西方语境,无法反映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的复杂图像。以"国家在社会中"为理论分析起点,从组织的目标实现与策略选择两个面向出发,得出一个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分析框架。借此分析框架,通过对一个官办非政府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灾区村庄恢复重建的个案分析,发现其与地方政府经由互动所形成的是"非对称竞争"的关系。一方面,两者通过相似的行动策略来实现各自不同的组织目标,形成竞争型的关系类型;另一方面,由于在权力来源、民众期待以及责任承担上的差异,两者的竞争型关系呈现出非对称的鲜明特征。正是这种非对称竞争造成地方政府与官办非政府组织在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互动困境。

从脱贫攻坚到相对贫困治理:变化与创新

扶贫形势决定扶贫战略与政策选择,形势变化要求战略与制度的适应性创新。脱贫攻坚是一场在指定时间节点前必须完成的任务,采取的是超常规举措。与脱贫攻坚不同,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等特征。从脱贫攻坚到相对贫困治理,扶贫开发工作需要实现由超常规向常规化转变、由短期攻坚战向长期持久战转变。具有陷入绝对贫困较高风险的特殊群体,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对象;城乡关系、区域关系是认识和治理相对贫困的两个重要维度;构建社会力量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组织生态和制度环境,是推进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政农关系视角下扶贫合作组织名实分离的过程与逻辑——基于Y县扶贫互助社的分析

本文以Y县为例,从政农关系角度探讨扶贫互助社"名实分离"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存在较大张力,这是造成扶贫互助社"名实分离"的深层原因。受资金逐利本性驱动,扶贫互助社"名实分离"和资金安全问题的显现具有一定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优先从政治角度出发将"不出事"作为必须完成的"硬指标",将扶贫互助社纳入科层体系加以控制,在彻底规避资金安全问题和社会稳定风险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扶贫互助社的"名实分离"问题。

我国扶贫形势的结构性变化与治理体系创新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于11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使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截止到去年底，全国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因此，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社会化生计视角下扶贫互助组织“名实分离”现象及其生成逻辑——以川东Z村扶贫互助社为例

扶贫互助组织发展出现偏离扶贫目标的"名实分离"现象,是扶贫开发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困境。本研究以Z村扶贫互助社为个案,提出了一个社会化生计视角的解释逻辑。研究发现,在市场化、工业化大背景中,随着生计方式的社会化,小农逐渐分化为纯农户、兼业农户和脱农户三种类型。对纯农户和中低收入的兼业农户来说,其生计模式内在包含着疏离扶贫互助贷款的行动取向。扶贫互助社"名实分离"现象源于其制度设计暗含了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前提条件——扶贫开发所聚焦的农业、农村乃封闭系统,农户生计行动在这个系统中封闭运行。

第三方评估与贫困问题的民主治理

开展第三方评估是精准扶贫实践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政策措施。第三方评估与政府内部绩效评估的约束条件及行为取向存在很大差异,其实际作用也判然有别。第三方的介入改变了分权治理模式之下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为贫困人口将相关意见有效反馈给中央政府提供了新渠道;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驱使其主动了解、回应贫困人口的发展诉求。这为贫困人口发挥贫困治理的主体作用开辟了新空间,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问题民主治理模式。

激情、理想和现实——一个民间组织与农村社区在灾后重建中的关系及其意义

在参与农村社区灾后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间组织仍然带有传统文化的鲜明烙印。它们倾向于按照自身绘制的理想蓝图改造农村社区,与村民和村级组织在灾后重建和发展项目中形成的是权威-服从关系。这种状况影响到民间组织和农村社区的良性互动,影响到发展项目的实际效果,也影响到公民社会的成长。

“文化集体主义”与中国农村减贫--兼论“中国经验”的特殊性

"文化集体主义"概念可用于解读中国农村减贫经验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以及"中国经验"的意义。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具体原因。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大局观念"是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权威型人格"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文化基础,深厚的"家族传承意识"形成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均孕育生长于"文化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具有特殊历史属性。

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合作型反贫困--世界银行在华CDD试点项目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主导型发展是一种适用于农村基层社区的上下合作式新型反贫困治理结构。新阶段农村扶贫开发中推行社区主导型发展可以提高扶贫资源响应农民需求的效率,增强农民和基层社区的发展意识和反贫困能力,推动长效反贫困机制的形成,但也面临着贫困瞄准、"搭便车"和社区发育等方面的问题。

东西部扶贫协作与中国道路

东西部扶贫协作制度带有非正规性,但呈现出规范化发展的趋势。经济互惠为东西扶贫协作提供了内生动力-政治大局则为该制度提供了可以挖掘的正当性资源和道义空间>经济功能与政治效用的相互交织为该项制度注入了生命力,使其成为治国理政的有效工具。东西部扶贫协作制度不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制度供给欠规范化的表现,而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实践孕育出的一种超越科层体制的“发展制度”和发展道路。它揭示了一种比西方科层体制更具灵活性、包容性和人文性的公共治理体系。

连片特困地区低碳扶贫道路与政策初探

全球性资源、环境和气候问题给扶贫开发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机遇。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一轮扶贫攻坚主战场,为碳融资和生态环境服务价值化开辟了广阔空间。选择恰当政策工具,可以促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走出一条低碳扶贫道路。开展规划类清洁发展机制(PCDM)项目试点,是利用碳交易市场推进扶贫开发的一条重要途径。

市场转型进程中的收入分化与社会风险——基于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

收入分化和多数社会成员的低收入水平是市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当利益受损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具有颇为明显的针对政府的抗争倾向。相对而言,低收入阶层的抗争倾向更加明显。在进行抗争的时候,不论哪个阶层,都倾向于采取集体抗争的形式。防止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和建设"强政府、强社会"型国家是中国应对今后的社会风险的基本途径。

区隔视角下农村“光棍”陷入贫困的过程与逻辑——基于秦巴山区J村的调查研究

以区隔为视角对农村"光棍"陷入贫困的过程与逻辑进行探讨,可以发现农村"光棍"在居住条件、饮食消费、形象管理、信息接触等方面与村内其他群体形成了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既是主动选择的过程,也是被动接受的结果,其中发生区隔的过程和机制决定了农村"光棍"陷入贫困的"宿命"。

论生活世界的内涵与生活质量测量

传统中国社会将个人生活世界横向压缩为聚焦社会秩序的一维伦理世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将个人生活世界纵向抽象化成注重客观性的一元理性世界。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代表了重构人类生活世界的一种自觉,其测量与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对生活世界完整内涵的把握之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