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僧相钵阐布的几个问题

吐蕃僧相钵阐布的藏文对译应该是■,而非■(大沙门),钵阐布可能是贝吉允丹(■)的专称。■可简称为■,是吐蕃僧相的称号,但并非吐蕃僧相的专称,其他僧人也有此称号。吐蕃僧相有贝吉允丹和娘·定埃增(■)二人,两人都曾到敦煌组织抄经礼佛等活动。吐蕃僧相主要负责佛教事务管理和主持唐蕃之间的和好会盟,对世俗政务参与相对有限。羽077号《本阐哺(钵阐布)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反映了钵阐布贝吉允丹在敦煌以瓜州节度使衙署名义为由吐蕃宰相担任的东道节度使、侍中、瓜州节度使等人礼佛祈福,侍中为大尚论喻寒波(■),为东道节度使副手。羽077号中《某判官为国相尚乞心儿祈愿文》(拟)出现的国相尚乞心儿为当时(822年前后)吐蕃首席大相,并不是786年占领敦煌的吐蕃将领。

敦煌藏文文书IOL Tib J 731中的"血亲复仇"情节分析

IOL Tib J731号敦煌藏文文书是一份非佛教化色彩的苯教丧葬仪轨文献.为确保殡葬仪轨的有效性,在举行葬礼时需要讲述先例故事.在"rta rkyang dbye ba'i rabs la家马与野马分化的历史"的先例故事中,"血亲复仇"情节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是"人马盟誓"的前提,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和起落."血亲复仇"虽然发生在马之间,然故事的创造者则是活生生的人,因而也是吐蕃早期历史的反映."血亲复仇"情节中并列、前后呼应等表现形式的运用,增添了仪轨故事的生动性,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殡葬仪轨作用.IOL Tib J731号仪轨文书中所出现的"血亲复仇"与丧葬仪式中马匹驮载死者去往亡地有关.此外,也可将其置于吐蕃死后世界"不死",相信杀死仇敌或可使亲人重生的背景下理解.

敦煌藏文P.T.1082甘州回鹘登里可汗诏书研究

P. T. 1082号文书是甘州回鹘登里可汗仁美写给凉州嗢末首领仆射(■)的诏书,具体时间是934年。文书中出现的天平军(■)是驻守凉州的原唐朝郓州天平军戍卒后代,令公(■)应该就是后唐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唐王(■)应该是后唐明宗皇帝李亶,天使大夫(■)是934年后唐派出的使节。该诏书显示出当时甘州回鹘政权同凉州嗢末、凉州唐朝天平军戍卒后代、后唐王朝、瓜沙归义军政权以及凉州、廓州、河州等地吐蕃部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再谈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对《吐蕃告身制度相关问题研究》一文的几点商榷意见

吐蕃之告身对官员来说就是官之章饰,对平民百姓来说就是身份标志。吐蕃给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普遍授予不同质地等级的告身,并对被其征服的河陇西域等地民族首领授予较高等级告身,但其实际地位仍然较低的做法就是为了显示尊卑等级,维护统治秩序,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民族压迫性。吐蕃告身制度是吐蕃政权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在巩固和维护吐蕃政权在本部和河陇西域等占领区统治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该制度是吐蕃民族的传统习俗与唐朝告身和官品服饰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吐蕃文明的代表,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并非是一个极不严密、杂乱无章和从来没有真正完善的制度。对于不同时期的汉藏史料中关于吐蕃告身制度的记载必须首先进行分析考证,鉴别真伪,剔除舛误,区别对待,然后才能有选择地加以使用。

新疆出土藏文文献所见关于回鹘、突厥记载研究

20世纪出土于新疆米兰、麻扎塔格等地的古藏文文书、简牍中有关于突厥相关历史的记载,其主要内容记载了8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国与回鹘汗国在西域兵戎相见,对该地区进行反复争夺的情况。吐蕃据守的西域等地区也有回鹘(hor)、小突厥(Drug chun,可能是沙陀)等部族活动,这些内容可以同汉文传世史籍的记载相印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陆离小说二篇

一个作家的梦魇我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我的作品给我以荣誉,它们被翻译成法德俄意日甚至中文等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文字的角落。据说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其它一些众所周知的、我不得不表示敬意的书籍。

唐代吐蕃外交地位论析

在唐蕃交往的二百余年历史中,唐蕃双方之间和战不断。同时,受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在相关汉族史料中始终将吐蕃视为唐朝的藩属国之一,将其使者到来称为“请和”。事实上,唐朝虽通过松州之战和文成公主入藏将吐蕃纳入到自己的羁縻朝贡体系之下,但其却在这一体系下享有特殊的藩属国地位,唐朝早期虽能令吐蕃随军出征,但却无法通过册封制度干预吐蕃国内政治,这一情况与松州之战也不无关系。此外,在唐朝外交文书的规格上也反映出吐蕃独特的外交地位,甚至其外交地位已逐渐与唐朝持平。

敦煌吐蕃文书中的“色通(Se tong)”考

敦煌吐蕃文文书中出现地名色通(se tong),应该是敦煌汉文文书中的西同,即今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境内的苏干湖及其附近地区。吐蕃统治时期在该地设有敦煌通颊色通巴(tmhong kyab se tong phavi)军事部落,由吐蕃、吐谷浑、党项、汉等部族成员组成,西同(se tong)亦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的墨离川、墨离海地区。

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

本文运用敦煌、新疆出土的吐蕃文书简牍以及敦煌、云南等地石窟中的壁画、雕塑和题记等,对吐蕃、南诏大虫皮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创立了该项制度,给立有战功者奖授虎皮制品,并授予“大虫皮”等称号。南诏仿效吐蕃建立了自己的大虫皮制度。吐蕃、南诏、大理的虎崇拜意识实际上都与古羌戎有关,对后世藏、彝、白、纳西各族的虎崇拜有着深厚影响。

敦煌文书P.3885号中记载的有关唐朝与吐蕃战事研究

敦煌文书P.3885号中的《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赞普》和《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制[开元]二十九年燕支贼下事》记载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率军进攻唐朝河西陇右地区的进军路线、吐蕃在今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磨环川等地的军政设置、佛教对吐蕃的影响、吐蕃军队与唐军交战地点以及唐朝河西陇右节度使辖区的军事布防、节度使盖嘉运上任后面对吐蕃进攻采取的军事行动等方面史实,弥补了传世史籍中有关记载的不足。

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

唐代设有敦煌郡司仓参军等官员管理官仓粮食的征收发送等事务,沙州豆卢军军仓的管理则由其自身负责;蕃占时期吐蕃在沙州设有仓曹,即仓岸(stsang mngan),它源于吐蕃职官岸本(mngan-dpon),又受到唐朝仓曹参军、司仓参军等职官的影响,stsang即汉文“仓”的吐蕃文拼写,仓曹负责当地官仓、军仓和寺院用粮的征收、发放及核查等工作;归义军设立仓司,长官仍为仓曹,其职能与吐蕃沙州仓曹相似,归义军官仓也同蕃占时期的沙州官仓一样,给寺院布施、发放粮油等物。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祗、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祗、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敦煌文书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译者吐蕃沙门无分别考

本文对敦煌文书P.3568号《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译者吐蕃沙门无分别进行了考证,认为他就是汉藏传世史籍记载的赞普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在位时期的吐蕃著名僧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又称为南拨特计波。《普贤菩萨行愿经》在吐蕃、汉地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敦煌文书中保存有多件汉、藏文译本,对研究吐蕃佛教史、唐蕃交流史具有一定价值。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P.3699《祈愿文》中的天下僧统触坚为公元824年以后的吐蕃佛教宗师;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都教授为当地最高僧官,下属有若干寺院教授,每个寺院教授具体负责管理敦煌僧团中某一方面的事务,该做法应来自吐蕃本部,为吐蕃僧官制度所特有;吐蕃统治敦煌中前期有一位翟姓沙州都教授,法号当为乘恩,原名翟涓。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军事、畜牧业职官二题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各地设立了扎论(dgra blon)之职,为军事官员,有不同级别,在汉文文书中被称为防城使,可能源于吐蕃本部,系吐蕃特有职官。吐蕃在河陇西域各地还设有上部、下部牧地大管理长(stod smad kyiphyug mavi gzhis pon chen po)、畜产大管理官(byang vtsho ched po)、副牧地管理长(gzhigs pon vog pon)、畜产小管理官(byung vtsho chung)等畜牧业官员,源自吐蕃本部,其中牧地管理长(gzhis pon)在汉文文书中被称为草宅使。归义军畜牧业职官受吐蕃影响甚深。

嗢末音义考

晚唐五代时期河陇地区吐蕃奴部的称号嗢末,实际是吐蕃文vbangs myi的音译,其含义是庶民、属民百姓、奴隶,嗢即vbangs,末即myi。该称号表明这一部族正是由吐蕃统治崩溃后河陇地区的原吐蕃王朝下等属民百姓组成的,他们实际上是当地汉族等被吐蕃征服民族的普通百姓,也包含一些从吐蕃本部随主人迁居河陇地区的奴隶,被称为吐蕃奴部。元代吐蕃文myi演变成mi,vbangs myi随之演变为vbangsmi,此词在现代藏语中仍然存在,含义正是庶人、属民、奴隶。

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的两个问题

榆林窟第25窟壁画完成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该壁画藏文题记中的shangshevi实际是汉文"尚书"的音译,是指总制河陇地区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该壁画藏文题记提到的曹姓(dzevu)开窟人在吐蕃统治时期不可能担任僧政一职。

关于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蛮貊)与“南波”、“南山”

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等中的"Lho bal",直译为"边鄙蛮貊",具体是指吐蕃统治下河西地区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为主的民族,主要有汉、回鹘、突厥等成分,陇右地区的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也可称Lho bal。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瓜沙地区的汉人建立了归义军政权,河陇其它地区的落蕃唐人后裔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则形成了嗢末(吐蕃语属民,"奴部"之意)部族。敦煌汉文文书中的"南波"与"南山"应是指9-10世纪活动于瓜、沙、肃州南部祁连山中的含有原月氏等血统的民族,南波、南山也有可能被称为Lho bal,但并不能完全代表P.t.1089号文书中的Lho bal。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南(nam)"部族(多弥)则不能被称为Lho bal。

吐蕃驿传制度新探

吐蕃王朝模仿唐朝驿传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驿传体系。吐蕃驿传制度的馆驿设置、信使田的配给、公文盖印、对馆驿人员和信使的监督管理,烽火通信及驿券的使用都可以看到和唐制有着相似之处。另外吐蕃驿传制度也存在自身特色,驿传系统归属军队管辖,人员设置和划分受"桂"(rgod)、"庸"(g·yung)制度的影响,从民间征集驿传工具,以铁箭、银(白铁)鹘为传符,都具有浓厚的吐蕃色彩。吐蕃对河陇、西域驿路的经营,使8—11世纪鄯州、廓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鄯善、于阗之间的联系交流大为加强,吐蕃驿传制度对后世西夏和元朝西藏地区的驿传制度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