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

我所了解的盛世才

1942年夏,蒋介石在兰州会见文武大臣,计议军机大事.据贺耀祖(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侍从室主任)透露:是讨论两件紧急事件,一是云南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援军资被阻,拟议假道苏联通过新疆边境转运,讨论派人试探其可能性.二是解决新疆盛世才问题.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陈独秀和周恩来

1925年5月31日,"五卅惨案"的第二天,我随同游行示威队伍再次去南京路,抗议昨天英国巡捕开枪杀害游行群众.因大雨阻止,又因已经三罢(罢工、罢市、罢课),南京路上凄清无人,示威队伍星散零落,我不得不折回.

我在“四一二”政变前后

1926年起始,我有幸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学习与工作,卷入了初期的革命洪涛。今日回眸,已是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在沪东训练班听讲1925年,我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后。徐梅坤领我见了陈独秀。当时我幼稚的心里十分振奋,觉得认识了渴慕已久的一代伟人,是我的荣幸。但是也有些微遗憾,因为陈独秀是严肃的“家长”,他比我大30岁,在他的面前我感到拘谨。不久,徐梅坤又领我见到了罗亦农、赵世炎之后,又介见了周恩来,

国民参政会中的怪状

1939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大学召开。当时我兼任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秘书,在这里,我目睹了一幕幕滑稽闹剧。 当时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召集人是罗文干。此人曾是烜赫一时的人物,历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司法部总长、财政部总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外交部长。他一身傲骨,有股犟脾气。后因鄙夷蒋介石,失去权位。现在忝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日本投降后的东京之行

混入日本,东京审判有黑幕 1947年夏天在上海,最后一批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我当时是《改造日报》的记者,随同几个日共地下党员混杂在人群中,搭乘邮轮到达了日本港口佐世保。上岸后,海关检疫站误认我也是＂归来者＂,经过喷射消毒粉剂后，也发给我一件《欢迎归来，您辛苦了!》证件——凭此证件可免费乘火车到东京，膳食均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