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记者生涯的切身感受——从博古一席话说到怎样当记者和通讯员

著名记者陆诒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任《新华日报》编委委员、采访科主任,与范长江同志同时闻名于新闻界。陆诒同志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现已84岁高龄,但仍笔耕不已。最近他欣然接受本刊请求写了这篇特稿,从稿件发出的日期来看,他是在新春佳节中赶写出来的,其勤业精神感人至深。此稿情理并茂,很值得立志成才的记者和通讯员们仔细一读。

孙殿英的两则白话电报

8月,上海新闻界庆贺了陆诒的80大寿,从本期起,陆诒应邀为本刊开辟专栏《报海春秋》,回忆他在一个甲子的新闻生涯中的旧闻轶事,足可给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诸多参考。

少了一位历史见证人——悼念顾执中老师

惊悉我敬爱的顾执中老师于今年4月16日病逝北京的噩耗,深感悲悼! 新华社4月20日北京电讯中,称他为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家。在新闻工作上走过72年漫长的道路,一直坚持真理,坚持进步。这是公正的评价,当之无愧。 相交已逾六十年 我从1930年考进私立民治新闻学院起,只念过一年书,1931年“9·18”事变前夕,即由顾老师介绍进上海新闻报社实习。作为他的老学生、老同事,我终生学习他的身教、言教,已年逾半个世纪,相知较深。据我所知,他早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又是民盟盟员,1951年九三学社成立上海分社时曾任副主任委员。(新华社电讯中说他原任“民盟中央委员”,可能是未经核实的失误) 今年2月,我还拜读他在北京《群言》

一次只字未登的采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采访纪实

1933年11月22日,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这当然是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大新闻,上海《新闻报》派顾执中和我于11月底赶到福州去采访。时间非常紧迫,一时买不到从上海去福州的船票,我们就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出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旅行,颇有新奇感觉。史量才先生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与十九路军将领建立了友谊,这次为了避嫌,《申报》反而不派记者赴福州。有必要先把时代背景说清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参加“剿共”内战,全体官兵对此极为不满。蒋介石本意要借刀杀人,

悼念抗战初期牺牲的小方

纪念小方的文章,应由范长江、孟秋江同志来写,比较全面。因为他们早在1936年绥远抗战时,已经在前线相识了。但不幸他们两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这一道义上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上。小方原名方德曾,又名方大曾,1912年出生于北京。“小方”是他当记者发表作品时使用的笔名。他从小爱好摄影艺术,1929年8月,当他还在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念书时,就在北平第201期《世界画报》上发表《少年影社征求社员宣言》,发起组织少年摄影团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密切联系群众:新华日报的优良传统

最近读了韩辛茹同志所著的《新华日报史》,受到启发和鼓舞。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同年10月25日(即武汉失守之日)迁重庆续刊。它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经过批准同意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这张党报的历史很短,只有9年1个月18天,于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周恩来同志教我深入群众采访

周恩来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至今活在人们心中。这里,记述他教导我做好新闻工作的若干事实。记得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到了重庆,就直接领导《新华日报》内部开展整风运动。他亲自做动员报告,经常出席报社编委会会议,并以身作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定出改进报纸工作的具体措施,边整边改,使报纸面貌焕然一新。

百灵庙战役后访傅作义

85岁高龄的著名记者陆诒同志为本刊撰写的《百灵庙战役后访傅作义》一文,通过50多年前作者的一次采访经历的回忆,为读者提供了一份抗日战争期间的珍贵史料,同时也传授了有关重要人物采访的经验。 编者怀着喜获佳作的心情拨通了陆诒同志上海寓所的电话,对他表示感谢。谈到这篇文章的寓意,他又提示两点:一、记者采访不能光为自己打算,还应为被采访者着想,要事先了解他的处境和难处,防止“逼人”式的提问和“顶牛”现象;二、采访中“碰了钉子”,不要遇难而止,而应寻找新的采访契机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无私奉献的精神——纪念王纪华同志逝世十周年

王纪华同志不幸于1984年8月患癌症病逝上海。时隔10载,许多老战友还深切怀念他。

回忆刘尊棋同志

我国新闻出版界元老之一刘尊棋同志,于去年9月5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噩耗传来,深感悲痛!我在去年11月9日《解放日报》的“朝花”上写过悼文,以表哀思,但意犹未尽,特再赘数语.关于杨杏佛来营救出狱的一段自述关于他蹲国民党监狱的经过,最好读他生前写的《一次难忘的谈话》中的自述(见199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杨杏佛》132页).他说:“我于1931年7月在北平为参加左联活动被捕后。

爱国、敬业和创新精神的楷模——在电视剧《戈公振》座谈会上忆戈师

今年3月15日,唐振常同志约我到《文汇报》21楼看江苏电视台与江苏省电视艺术协会、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政府联合摄制的电视片《戈公振》。上午9时,应约前往,到场的新闻界人士中以广播电视的负责同志和文艺界居多。说实话,我平时看电视片不多,可以说是门外汉,但这部片子却深深地吸引住我。回忆自己30年代初进上海新闻界的往事,再作今昔对比,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试映完毕,就在21楼举行小型座谈会。也许由于我年逾八旬,曾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学院学习时,听过戈公振老师的课,跟他见过几面,被推作首先发言,即席说了以下几句话。 江苏电视台把《戈公振》列为江苏爱国名人系列电视剧之一,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了不起!他们不赶时髦,去摄制那些渲染武打、凶杀、神怪迷信和卿卿我我的片子,而推出爱国名人系列片,立意很高。他们理直气壮地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精神文明做了一件实事,

在徐州采访的日子里

徐州地处苏皖豫鲁四省要冲,又是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汇合点,自古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抗战初期,从1938年2月中旬起,到5月中旬徐州被日军四面包围为止,我由汉口《新华日报》派遣,一直在这里采访第五战区战讯。当时的徐州是中外记者的活动中心,除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设立中央社徐州办事处以外,其他各报的战地记者部分散住在城里的小旅馆中。我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高元礼同住在万里饭店。外国同业如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和译员张郁廉女士。

一切从实际出发

谈赵超构(林放)同志的新闻思想,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难题目。回忆往事,我们虽然是同行,又是订交几十年,近年来接触很多,但从来没有听到他正襟危坐地纵论新闻思想。前几年,我国新闻界掀起一场有关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他也没有介入,发表过高见。记得1981年9月,他和我参加上海市政协参观团溯江西上,到武汉去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当地《长江日报》社的同业特邀我们两人到该报参观并举行座谈会。会上,《长江日报》的总编辑坚请超构同志谈谈办报经验,他谦让再三,然后说:“

回忆在重庆的两次停刊

抗日战争时期,以1939年“五三”、“五四”敌机轰炸重庆对各报的损害最大。当时《新华日报》编辑部和营业部都在重庆下半城的苍坪街,印刷厂设在另一个地方,经过两天轰炸之后,我们当然也受到损失。但其他各报如《大公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比我们损失更大,市区内生产陷于停顿,各报出版发行都发生困难,国民党当局下令各报停止单独出版,共同办一联合版。《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志当即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提出,各报联合版必须有明确的限定时间,否则我们不能参加。叶楚伧答应以一月为限。《新华日报》

参政会争辩旁听记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参加过一次国民参政会旁听,那是1943年9月18日至27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第二次会议。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将黄河边上使用于抗日的部队都调集到陕甘宁边区的边缘上,连续作挑畔性进攻。大后方各报刊登各地所谓民众团体纷纷电请毛泽东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封建割据”等消息。中共中央向国内外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以进攻边区为主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国内政治形势相当紧张。 9月16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一篇申讨中共的社论17日上午,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访问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同志.“敦劝”他出席这次会议。

不在乎帷后的枪口

1940年10月底,重庆《新华日报》派我到昆明采访,主要目的是访问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将军,并走一趟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社长范长江同志和我结伴同行。龙云在连年军阀混战中以武力统一了云南。抗战以前,他已培植了一支完全由他指挥、给养由地方自给的正规滇军三万多人。在政治上他对国民党中央政权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形成“半独立”的地方实力派。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与云南地方当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加剧。

何云和《新华日报》华北版

1939年9月,我第二次渡过黄河,经中条山和太行山战区,来到当时驻在山西省武乡县砖壁的八路军总部。左权将军穿着整洁的灰布军装,精神焕发,显得年轻英俊。他热情地接待我,并对我说:“欢迎你从重庆远道而来,朱总司令此刻正在篮球场上和青年战士打球,一会儿就回来。彭老总刚到陈赓将军旅部去视察部队,要过几天才回来。半小时前,还接到《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同志来电话,打听你到达的消息,要我随时通知他们。你先休息一下,不忙走。”

孔祥熙和记者的两次对话

孔祥熙与蒋介石、宋子文和陈果夫、陈立夫被称为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四大家族。孔祥熙与我国新闻事业也有直接的关系。早在抗战以前,他就是当时著名的《时事新报》、《大陆报》(英文)、《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简称四社)的后台老板。当时孔祥熙曾想把中文、英文的日报、晚报和通讯社组成一个新闻事业的垄断集团,来掌握舆论界。抗战爆发以后,《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先后停刊,《申时电讯社》也关了门。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经孔祥熙多方设法,《时事新报》还是复刊了,设社址于牛角沱附近,先后委任崔唯吾和张万里负责主持。

一支铁笔一块钢板的《大众报》

抗战初期,1938年6月,我在汉口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遇到一位笔名“老百姓”的青年,他原名徐师梁,江苏人,在汉口帮助朋友编《大众报》七日刊。他外表温文儒雅,但胸怀大志。他看到河南一带,自我军徐州突围之后,大军云集,而当地报纸奇缺,消息闭塞,就在7月份,毅然离汉北上。临别,我们问他:“你单身去前方,凭什么来办报?”他慨然回答:“我只带一支铁笔,一块钢板足矣!”他进入中原战场,初在当地游击队中奔走,然后找到同伴三人,即开始编辑发行油印的《大众报》,从印几百份开始,逐步发行推销,最多时竟达到一万份左右,这真是战时力、油印报的一大奇迹! 这位“老百姓”记者,不仅精通编辑、采访业务,

悼徐铸成同志

去年12月23日,《文汇报》唐海同志电告我新闻界前辈徐铸成同志因病逝世的噩耗,开始我还不愿相信。直至我打电话给他的孙子徐时春同志,才证实此不幸消息。真是新闻界的一大损失,而我更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感悲痛!不久前,我们还一起参加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联合时报》的社务委员会议,亲聆他中肯的发言,这次他匆匆和我们永别,实出乎意外。因为他虽有85岁高龄,除了目力较差外,身体尚健,晚年勤奋写作,老当益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