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苏轼“洗沐”作品研究

苏轼一生中创作过诸多关于洗沐话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分布于三次被贬时期。苏轼黄州时期的洗沐对象主要是各种负面元素;惠州时期则是借"洗"来体悟身心本净的道理;而其儋州时期的洗沐作品则流露了更多的随缘和淡然。

道教与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研究

苏轼一生深受道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并将之贯穿于其政治生涯、文学创作以及生活起居。文章首先介绍了苏轼与道家的结缘溯源,然后又分别从政治以及词作这两方面探讨了他的处世理念及生活情怀。

齐鲁酒文化与苏轼命运的交融

齐鲁文化对苏轼的影响颇深,任官密州时期也多被学者视为成就苏轼豪放作品的转折点,但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因素对之产生了影响却尚无定论。文章从齐鲁酒文化的角度出发,以此探讨它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及思想产生的影响。

苏轼黄州时期的佛禅精神与思想变迁

"看山水"这一偈语不仅可以解释不同参禅阶段的境界与体悟,同时也揭示了人在不同年龄与阅历下的心境与认知。苏轼的人生也经历了很多次的"看山水",这篇文章以"看山水"这一譬喻为视角,通过分析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变化,以此解读他的山水人生观。

走进宋元禅宗清规的大门——《宋元禅宗清规研究》评述

作为中国寺院的组织规范和行事制度，禅宗清规可谓是寺院僧众的日常行为准则。而步入宋元时期，这套管理制度则逐渐趋于完备与规范，其中的诸多条例也传入日本并为其僧寺所纳，其影响力可谓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对宋元禅宗清规的研究学者主要有：净慧法师、谢重光、苏军、黄奎、远尘、王月清、王永会、刘淑芬等人，而国外及港台则以忽滑谷快天、释能融以及YiFa(依法)等人为代表，这些研究成果虽有一定的分量，但多数还是站在各种规则、名相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至于清规的产生缘由以及与世俗社会的互动效应则鲜见明确剖析。不过，最近王大伟博士的《宋元禅宗清规研究》（2013年9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一书则是站在微观的角度，对清规中的制度、礼仪、秩序等方面做了相对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作者在此书中既重视宏观的历史史料，又将禅宗清规发展中的诸多细小影响因素展现地淋漓尽致。整体来讲，全书所用材料丰富，立论公允，耳目一新，可谓极大地推进了国内宋元禅宗清规研究。

供应链金融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应用——以河北省青龙县富民食用菌合作社为例

1.前言通过在农村地区的实地考察,我们发现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民普遍反映现有的贷款模式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存在着还款周期短、利率高以及抵押条件相对苛刻等问题。这使得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实际上并未很好的实现资金融通、促进农业更好发展的要求。现代金融在农村遇到阻碍,而基于人情的传统金融仍然扮演着同千百年前同样重要的角色。在了解了我国农村信贷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民对资金实际的需求之后。

浅析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组织化建设及发展趋势——以雅安地震后文殊院的慈善救济为例

佛教慈善团体作为社会慈善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关注度也随着政府部门的重视而日趋上升。雅安地震后,文殊院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并展开了积极救援行动,此次快速有效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灾区的燃眉之急。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组织化建设及发展趋势,笔者访问了成都文殊院弘法利生部的负责人庆妙法师,并对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探讨与研究。

从少林寺现象看寺院经济的双刃性

在如今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商业浪潮时代,经济发展可谓是社会进步的领头羊,而佛教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不可避免商业化所带来的洗礼与冲击。在佛教寺院与社会一次又一次的互动中,它的神圣性与纯洁性是否会有所削减?寺院究竟应该与时俱进还是闭关自守?本文则以少林寺现象为例来探讨寺院经济的双刃性。

苏轼佛教思想研究——从苏轼三教作品看宋代士大夫的思想特色

在宋代,士大夫居士化是儒释交融的一面镜子。作为士大夫,经世济民固然是他们的夙愿,但学佛参禅也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雅事,苏轼便是很典型的例子。佛教对苏轼影响深刻,在其诗文创作中尤为明显,但苏轼的作品里还有若干"排佛"文字。宋代士大夫在学佛过程中不仅可以寻求到一种随遇而安的旷达与喜悦,同时这种超然洒脱又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得益彰。儒释二教一者治世,一者养心,因此才使得像苏轼一样的士大夫不仅对生活饱有热情,同时又可在超俗豁达之地寻得一隅净土。

苏轼诗文中的寺院“钟声”

钟,是佛教寺院中经常出现的法器之一,《百丈清规》中说过:“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鸣,则觉昏衢,疏冥昧。”寺院中的钟声不仅仅有报时的作用,更是提醒修行人要勇猛精进、常持正念。在历代文人的作品中,钟声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意象,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有:“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张继《枫桥夜泊》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也是脍炙人口的佳句;刘长卿《送灵澈上人》的“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更以短短数字展现了寺院的清幽灵澈之美。

从“饭后钟”的故事看苏轼诗文中的佛理阐释

五代的王定保在《唐摭言》里，曾记载了一位叫王播的渎书人，因为家境贫寒，所以常常去惠明寺的木兰院随众僧吃饭。时间久了，这一行为让众僧感到厌恶，于是有僧人便等到饭后才敲钟，王播这一次便没有吃到饭，他深感惭愧，于是就写下了“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这一诗句。

苏轼布施观研究

佛教将六种修行方式分为'六度':'菩萨六度无极难逮高行,疾得为佛。何谓为六?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进,五曰禅定,六曰明度无极高行。'[1]3册1这一定义源于《六度集经》,其中将布施视为六度之首。《六度集经》还对布施做了如下定义:'布施度无极者,厥则云何?慈育人物,悲愍群邪,喜贤成度,护济众生,跨天踰地润弘河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