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统筹合作社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如何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命题。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面临着农业生产力提升缓慢、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水平低、农民内部利益分散、制度性平台缺失等现实困境。研究表明,村社统筹合作社是村社统筹的具体实践形态。村社统筹合作社基于村社统筹机制,成为一种组织形式和资源分配形式,基于股份制建社落实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实现了农村集体化规模生产;通过集体经济建设获得财权和事权,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市场服务能力;依托股份分配获得治权,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和组织,促进农民共同富裕观念的形成;借助二次分配拉平村社分化,促进农村均衡发展,进而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优化两方面,促进了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村社统筹合作社能够成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实现的组织抓手和实践方式,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靠的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资源下乡与村民动员路径创新--基于乡村自主性视角

自农业税费取消后,资源下乡成为国家形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通过资源下乡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主旨在于能够动员村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激活村庄自治活力。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通过平衡规则输入与行政赋权充分发挥乡村自主性进行机制创新。乡村两级通过转化国家资源配置规则、协商民主融入村民自治组织、将政治领导与社会动员结合等方式实现精英吸纳和资源有效输入,激活了乡村自主性。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将下乡资源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社会的利益关联以激活村民自治,在此过程中对关键性节点进行弹性化督查以激活基层干部的主体性,明确动员的对象和内容,用村民组织化动员替代科层制内部的政治动员,真正实现将下乡资源转化为动员农民组织和参与的物质基础和事务抓手,为乡村振兴具体实践机制提供启示和参考。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村庄有效治理——以烟台市W村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备经济职能,还具有一定的治理职能。山东烟台市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组织化平台和治理有效的抓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治理目标的融合、治理结构的互嵌和治理技术的统合,合作社嵌入村级组织,实现村集体再造。合作社与村集体的互嵌形成了以集体治权为依托的村庄治理样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统分结合”的治理机制实现村集体对村庄的治理有效。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使得集体治权复归,再造村集体和重塑村级组织与村民互动关系,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村级行政化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耦合及优化

当前,我国农村村级行政化现象具体体现在权力代表公职化、治理事务行政化、资源输入“科层化”、治理技术规范化等方面,其形成并不是完全由自上而下的国家和行政力量主导,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基础变化也为国家和行政力量进入乡村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村级行政化是行政力量下沉的实践表现,服务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从现代国家建构视角出发,村级行政化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现代化、治理事务公共性转型、治理资源现代化和治理技术理性化等方面实现了耦合。研究认为,若使村级行政化更好地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还须在治理方式上为自治留有空间,在治理技术上与社会基础实现有机结合,在治理事务上注重公共性的建设。

资源下乡与村民动员路径创新

农业税费取消之后,国家加大对农村资源输入的力度,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资源下乡的方式除了发放普惠性惠农资金外,还包括项目制、精准扶贫等方式。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自上而下的资源仍持续向基层输入。

家庭视角下村改居社区农民市民化研究

从广义的城市化定义出发,村改居社区农民由于其邻近城市的区位条件,较早地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市民化阶段。从家庭视角分析村改居社区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路径,为理解农民现代化路径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实证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农民在生计模式非农化、社会关系城市化和文化教育城市化的家庭发展目标指导下,通过以代际支持为基础的家庭策略实现市民化。在这种策略之下,市民化生活呈现低度维持且高风险性的特征,建构的城市社会关系具有脆弱性,并且出现较为普遍的代际依附和教育竞争主动卷入现象。

发展与挑战:上海政治学科调研报告(2016—2020年)

本文梳理了2016年至2020年上海政治学学者发表和出版的专业论文与著作,结合对部分政治学者的访谈,认为过去五年上海政治学在学科建设、学生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也加强了前沿性研究;但也面临诸多不足和挑战,如本土化、原创性与科学性水平较低,对比较政治与国别区域研究缺乏支持,基础理论研究边缘化等。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兼顾扎根本土实践与开阔国际视野,通过规范使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完善学术共同体建设与人才培养机制,推进宏大理论研究的突破,助力对国内外政治实践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