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重心,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一大表现。五四时期弥漫上海及江苏一带的抵制运动,“商战”舆论之风行一时,抵制运动之波澜壮阔,与“东南集团”之长期鼓吹及组织策划有密切关系。从晚清到民初,这一江浙绅商集团以张謇为领袖,据上海及江苏一省为大本营,在社会上有深厚的潜在影响力。以“棉铁主义”为号召,制订“联美制日”为策略,形成一个涵盖学、商、报界的网络,彼此声气相通携手联结。五四前后,正是这一集团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厉行国耻教育,到1919年推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通过学校系统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藉由报界宣传形成抵制浪潮,深度介入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值此五四百年之际,应重新评估这一集团的历史作用。

钱穆论政学关系

国家和教育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以著名学者钱穆的著作为中心,考察钱穆对中国历代政学关系的看法。钱穆的主要论点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一个社会自由教育的传统,历代政府对于民间私办教育多半采取优容态度。学术领导政治,更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特色;学人的统治,从汉代以来形成中国政治的独特格局。在政和学的密切联系中,"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君统",又是宋明以来儒者的主张。立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钱穆反对近代中国政府干预教育,呼吁应当给予教育独立自主的空间。钱穆的论述,显示出近代中国盛行一时的教育独立主张,不止是欧美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也有其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

“集体主义”阴影下自由教育的呼声

上世纪初,民国政府大体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的是训政教育政策。国民政府在大学实行统制政策,引起一些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担忧：朱光潜主张自由教育应该是大学的基本理想,反对过度专门化的教育;梅贻琦强调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应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金岳霖说,在引起工业化和现代化并迅速取得效果的尝试中,我担心全体人民逐渐地成为组织化的：以教育变成单纯训练的方式而组织起来,而且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也许就变成社会结构中的原子——而不是自由的原子。整个中国社会组织也许会被拼凑成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某种东西,很少有什么个体的创造性。

稻田套栽平菇效益高

近几年来，我们开展稻田套栽平菇高效立体种植，即在水稻生长中后期，将已发好茵丝的平菇菌种袋套放在水稻行间，充分利用稻田良好的小气候环境来栽培平菇，以提高纯作水稻的经济效益。

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

1917年王国维接连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著作,用甲骨文证实殷商一代历史,开出一条"古史新证"的道路。受其影响,此后至1922年,胡适从主张对东周以前历史存而不论,转向承认"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然而,在北大学圈中,胡适并非最早接受王国维研究成果者;反之,他对王国维的认识和评价,始终处于相对被动、落后的状态。胡适最终对王国维所作的公开推崇,与其说是本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受到钱玄同等同事的影响。甚至胡适的后辈如顾颉刚、陆侃如,都较他更早阅读王国维的著作,并由此经历了程度不一的知识上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