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者籍贯来源、金融发展与地方主政官员晋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笔者将2001-2017年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中副部级以上官员按籍贯来源进行了划分,同时手工收集整理了中国省级领导人职务变迁数据,考察金融监管者籍贯来源是否会促进籍贯所在地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进而影响地方主政官员的晋升。实证显示,金融监管者能够显著促进其籍贯所在省份的金融发展,金融监管者籍贯来源更集中的省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官员的乡土情节和身份认同效应可能会促使其在配置金融资源时更偏好其籍贯所在地区。同时,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官员晋升仍然与金融发展呈现显著正向回归关系。进一步看,金融监管者籍贯来源对地方官员晋升既存在直接影响也存在间接影响,前者会通过金融发展这一中介路径对官员晋升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官员晋升机制中的经济绩效动因的研究范畴,也为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者的社会关系是否有关联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上市公司监事会行权素养、监管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

文章利用2008-2022年我国A股市场918家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监事会行权素养、监事会监管激励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监事会成员行权素养方面,监事会成员学历水平的提升、业内履职年限的增加、具有财会审计与法务专业背景的监事人员比例提升,都具有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监管激励方面,监事会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未领薪酬监事占比越高,则股价崩盘风险越小。这些影响效应在规模更大和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监事会行权素养的提升可以提高公司内控质量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而监事会监管激励可以增加监事会尽职程度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对于透视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职能发挥以及如何提升内部监督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