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公民自治思想论要

亚里士多德公民自治思想是对当时古希腊诸多城邦政治实践的理论回应。其公民自治的含义就是具有公民身份的城邦公民"轮番为治"。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公民自治的主体是所有具有公民资格的公民;客体是城邦公共事务;实践平台是公民城邦共同体;实践方式是直接民主。而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的实现必然要面临以下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公民自治的前提条件是公民财富与实力;公民自治对公民能力与公民教育的要求;公民自治所需的制度框架与公民精神基础;如何平衡公民自治与法治的张力。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思想也遗留下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小国寡民导致"阶级立法"使得公民自治面临持续的冲击;人治与法治的张力;囿于城邦政治单一的公民自治结构;过分强调公民能力,而造成其与公民自治体制的张力。

将人大制度建设成协商民主实践平台:必要性及途径

根据中国历史国情与政治现实,可以也应该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运作的制度平台。全方位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事业,需要以中国人大制度为实践平台,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调共进,而中国人大制度本身就体现了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将人大制度建设成协商民主实践平台的意义有以下三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协商民主理论有利于舒缓社会矛盾,有利于政治团结;通过制度合法性建设从而巩固我国的国家制度。在人大制度中推行协商民主的重要而可行的途径有以下三个方面:选举过程、立法过程与人大代表汇通民意的过程。即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协商机制与实践;将立法听证制度作为平台推动立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协商实践;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民意表达与协商机制。

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自治的制度的研究多偏向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本文借鉴历史新制度主义的诸多概念与理论,试图加深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的研究。在城市起源问题上,本文努力将城市自治制度起源与城市起源两者区分开来,从制度分析中的结构与行动者两方面探寻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制度的生成: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城市与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重要的制度遗产,加上封建时代的权力分散结构为城市自治制度的诉求提供了结构性优势。而城市商人主导的市民阶层在行动中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优势,在与领主的博弈中不断斗争,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以城市特许状为核心制度架构的城市自治制度体系。而在城市自治实施过程中,随着城市内外权力结构变化,国王与领主的权力逐步通过新的方式渗透到城市治理结构当中去,社会分层导致城市权贵主导的大家族或行会逐步垄断经济与政治管理权力,主导城市自治并逐步形成封闭的寡头统治,以至于触发后来连绵不断的城市底层市民的暴动。这样的自治蜕变犹如政体腐化一样,也呈现出别样的趋向性。

美国福利公民身份缺损的政治制度解释

本文将主要回答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内实现福利国家的建制。当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较早地逐步建构起现代福利国家,并逐步实现了福利公民身份的时候,美国却迟迟未能建立起福利国家建制。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其原因归纳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实现、福利供给的物质替代与价值替代、国家相对自主性不足与国家能力缺失、州际商业竞争的"反向激励"等方面。但是,这些因素的解释要么比较薄弱,要么比较模糊,要么只是中间变量,而难以从深层次的结构与体制层面加以解释。本文将美国福利公民身份缺损的原因归纳为美国宪政民主体制的阻碍,主要体现在州际关系与联邦—州关系的阻碍、美国联邦政府的多重分权制衡体制、政党结构与多元民主体制的限制等方面。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即工人阶级内部多元分割而导致的分裂、中产阶级的保守化等结构性原因。所以,本文基本的结论是:美国早熟或者相对发达的宪政民主体制阻碍了美国福利公民身份的实现。

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理性分析

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人数很多,已经足够引起政府、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劳动力回流现象有一个通盘的考察和分析。单凭现象分析,往往流于表面,我们需要通盘考虑中国的整体经济社会形势,特别是结合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与乡村建设实践来考察劳动力转移与回流。总体上分析,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基于理性的经济效益分析。为了发挥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积极效应,降低其消极效应,我们应该在国家层面的总体统筹的基础上做到地方层面的因地制宜,并且积极发挥农村劳动力输出地方政府的政策作为,发挥好回流劳动力在农业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小城镇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从社区治理到公民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逻辑

本文界定了公民治理的核心概念,以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公民自治理论等为基础,用六个分析指标分析了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情况,提出了公民治理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只要能够克服一些局限性,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向就是公民治理模式的结论。

洛克的政府解体论及其当代意义

"政府解体论"是洛克政府理论的重要内容,其理论基础是"论征服"、"论篡夺"、"论暴政",分别对应政府的外部解体和内部解体。因而,这一理论在逻辑和内容上是一致的、连贯的。政府解体理论既是洛克政府理论的逻辑归宿,又是现代政府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对现代政府改革提供理论支撑。所以,研究洛克政府解体理论具有当代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公民权利保障从形式到实质的渐进实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与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依循马歇尔等人的公民权利综合构成论,当代中国在公民权利保障领域的成就显然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的国情和政治现实,使我们在公民权利保障事业中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成为必要。对公民权利理论最为激烈的批判在于公民权利的虚幻性,而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所体现的政治权利是否真实有效是公民权利保障的“试金石”。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可以使先前相对形式化的公民权利具有实质性意义,从而更好地实现公民权利与公民政治效能感等方面的长足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策系统的完善

政策系统的提法主要是受政治系统分析的启发．国内比较通用的定义是：“政策系统是由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全球化给我国的政策系统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本文需要在我国特殊历史与国情的基础上．运用一般的系统分析方法对我国政策系统完善的问题做出进行分析。

对农村劳动力回流问题的理性分析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现象。尽管劳动力转移或回流涉及到很多可变的因素,但总体上看与经济现象有极大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一现象,国家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统筹考虑,地区应因地制宜做出适合本地发展实际的政策安排,与地区经济建设、城市化发展协调推进。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理论分析

阻碍中国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发展的因素层层叠加形成"合力",导致中国一直缺乏法治传统资源。党的领导人、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建设、中国共产党变革需要等一致推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意义,特别注重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正面影响。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限度,包括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其正面影响发挥的限度。

共同富裕视角下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

国内外学术界对福利国家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架构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政治效应的研究比较匮乏。将福利国家的内在困境归结为总体性危机显然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应将研究问题内化、细化和下沉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之中,集中论述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福利国家的利益再分配政策导致严重的代际矛盾;福利制度建构默认的家庭结构固化了女性的屈从地位;福利待遇激化了种族和区域等社会群体性冲突;福利削减改革不断激发劳资矛盾与冲突。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重要体现而难以克服,而福利国家在政治层面也表现出“不可治理性”。

公共政策供求问题分析及对策

应用政策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分析理论对政策供求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由于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建设的滞后、个人的习惯依赖性等原因造成了当前中国的政策供求问题。为解决公共政策供求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准确定位政府职能;健全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政策有效性;增强公民自治能力,推进公民社会建设;提升政府决策能力,推动政策创新等。

英国宪法调节的案例与实证分析——以国家与公民关系为视角

宪法作为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节机制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英国作为非成文宪法国家,其宪法在国家与公民的互动关系中所起到的调和作用是独具一格的。文章在分析英国公民状况、国家状况以及国家和公民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解析英国宪法的构筑过程,并以动态、实证的分析法从根本性、程序性、实践性三方面试述英国宪法在调节国家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起到的实际作用。

剧变之后是转型——苏东欧剧变20年后的思考

在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苏东剧变无疑是若干冲击巨大、影响深刻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剧变发生后,即有＂历史终结＂论者论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已告一段落,当今世界已是自由民主一统天下之时。时过境迁,二十年后,如今的苏东国家转型境况如何？人们如何认知和评判？苏东剧变二十年的历史变迁在我们的认知与实践体系中地位如何,留有哪些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大致按照上述思路略作梳理：

复合属性共同体:人民城市理念的社会政治基础

2015年12月,中央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召开;2019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杨浦区首提“人民城市”理念;最近学术界也追随城市建设实务工作者的步伐展开相关研究,这些都促进了人民城市理念和治理策略的初步研究和探讨。[1]人民城市理念为新时代指明我国城市发展的政治方向,对于不断提升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质量和品质等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

一、总体性危机遮蔽下的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这里所论及的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其实是由西方福利国家及其制度化而引发或者加剧的,例如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代际矛盾其实也广泛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当时的代际矛盾还是相对比较低度的矛盾,并未演化成当今西方国家的普遍性社会问题。我们可以将当代西方福利国家及其制度化所导致或加剧的多重困境归纳为:家庭结构性矛盾社会化,群体与区域间矛盾加剧,以及传统的劳资矛盾被重新激化。

政府治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

推进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以及政府治理范畴内的协商民主的四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也就是回答公民参与是否是必要的问题。二是公民参与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从公民个体、政府(部门或者工作人员)、专家三方视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每一方面的立场可能都是权变的,这样的立场差异将会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各个环节。三是协商民主是否能够被有效实施,并渗透到现有的公共政策体系当中去。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将会慢慢地由形式主义发展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度形式。四是如何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切实推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以在政府治理范畴内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

堡垒式政策倡议联盟与中国的重大政策调整——基于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分析

政策倡议联盟理论相对于传统的政策过程理论更强调理论的解释性。西方的倡议联盟呈现出两方围绕着正式和制度化的平台形成政策辩论的景象,即"对垒式政策倡议联盟"。而在中国的政策变迁过程中,由于既定政策具有的权威性与稳固性特点,偶尔对政策的质疑和批判多是分散而无力的。但伴随着外在经济社会等客观形势的变化,在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松散的倡议"联盟"的努力下,可以使得民意和舆论发生转变,从而不断推动攻坚式的政策调整,最终推动中央实施锐意的政策变革,即以"堡垒式政策倡议联盟"推动政策的重大调整。近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就呈现出如此的样式。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与政治制度的衰朽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福利国家的政治效应的研究,总体上是非常缺乏的。有关福利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利国家发展和扩张的理论解释,以及福利国家的经济社会影响(也比较少见)等方面。本文关于福利国家的研究着重关注其所带来或者加剧的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即关注福利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效应。总体上,我们可以归纳为福利国家的发展多是由政治制度能力的缺失而导致的。福利国家的成功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整体政治能力缺失或者更缺失的表现。在政治制度发展方面,福利国家因诸多制度和机制的强化,不断弱化西方传统政治制度架构及其制度能力:福利政治凸显了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的困境、福利政治加速政党制度的衰弱、福利国家推动产生了大而无能的政府。由此可以发现,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创造或者运用福利国家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控制工具,最终竟成为西方世界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根源之一。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在面对经济低速发展和越来越沉重的福利负担时,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其政治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又比较低,最起码是在和平时代,甚至在一般的经济危机下都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