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赴湘讲学考论

五四时期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其中一站即是湖南长沙。罗素赴湘讲学,系应湖南省教育会之邀;而此行能够实现,又得益于湘籍人士、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和《民铎》杂志主编的李石岑。罗素在长沙讲学的主题为“俄国布尔雪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主要内容来自此前他的游俄之感想。罗素长沙讲学在知识界引起热烈反响,提升了人们对苏俄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而他有关社会改良的观点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对其的宣传鼓吹,则受到李达、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这是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争的由来。现场聆听过罗素讲演的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认识到罗素提出的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进一步坚定了对俄式革命道路的选择。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再探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受多方因素的启发,不仅源于其对传统对外理念的承继与发扬,也受到林则徐的直接启迪,而在辑录外国史地资料时,他的这一思想亦深受西方对外理念的影响。“夷之长技”虽然主要是指近代西方的武器装备、先进科学技术及养兵练兵之法,但也包括其文教以及政制。魏源“师长”说提出后受到时人关注,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师长”说在其师友群中有较大回响,也受到“达官贵人”的关注,甚至已波及到朝廷。洋务运动以来,其影响更为深远。

杨度宪政主张的正途与歧变

杨度一生以救国为己任。在救国的名义下,他曾肯定"骚动"的进步意义,表露出某种激进色彩。然而他并不赞成共和革命,而是主张通过君主立宪,为实现所谓"金铁主义"即打造经济军事强国提供制度保障。辛亥革命之前,这种不乏爱国真诚的宪政主张大体属于正途。辛亥革命之后,鉴于时局变动,他一度拥赞共和。但因固守其原有立场,且受多种因素影响,他很快站到共和对立面,并以"君宪救国"为由,拥袁助袁,鼓吹帝制,从而导致其宪政主张与帝制主张趋同的歧变。

胡适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和形象代言人,自五四时期开始他即投身于日益兴起的自由主义运动,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胡适所领导的自由主义运动遵循着下列基本理念,即独立的言论立场、善意的批评态度、渐进改革的路径选择和民主政治的目标定位。为着实践这些理念和理想,胡适及其同仁付出相当的努力,也造成过不小的社会影响。然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劣,当权集团的顽固不化,以及中产阶级的发育不良,使他们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同时也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自由主义事业遭到失败。

从三三制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普遍推行了三三制。本文着重从民主政治建设角度探讨了这一政策出台的原因和独有的中国特色,指出其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条件下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创举,其意义重要而深远。

论梁漱溟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递演

从对民族与文化双重危机的体认中 ,梁漱溟衍生出对民族与文化前途的深切关怀。由于国内外情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 ,梁漱溟救国救民的思想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从诉诸政治到入佛沉潜 ,再转向文化上寻求安顿 ,清晰地映现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衍变理路。在某种意义上 ,民族主义成为理解梁漱溟全部思想的基本点。

评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

“修正的民主政治”是张君劢鉴于西欧议会民主制的弊端以及３０年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而精心设计的“第三种”政治方案。张的政治设计力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与权力的平衡问题，同时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力以适应民族主义的需要。然而在现有体制内，张的目的不仅无法达到，相反，其偏于一端的权力主义倾向极有可能成为论证现存政权的借口。结果是，民族主义无法实现，民主。

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

1941年11月4日,日本第731部队远征队使用细菌武器对湖南常德发动恐怖袭击,由此造成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夺去了7000多中国人民的生命。这次袭击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恐怖行动的一部分,是日本违反国际公法、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罪证之一。

20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的民主诉求——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例

20世纪 30、40年代 ,中国社会活跃着一批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中间党派。这些党派出于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 ,高扬民主、宪政的旗帜 ,认真谋划制度方案 ,并在实际民主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国没有走上他们所设计的民主之路 ,但他们的追求却显示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它表明 ,民主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

毛泽东与实学传统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史学经世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毛泽东与实学传统间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方面。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实学传统的积极影响 ,完成世界观转变后 ,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自觉地批判继承了这一传统 ,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文化思想透视

文化问题是张君劢思考中国近代化问题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中西文化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并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张的文化思考是对五四“新青年”文化思考的进一步深化 ,这种深化将使建设中的中国文化与近代化方向更为贴近。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以理想之政党改造中国”——浅议张君劢的政党观

在1949年之前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张君劢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政党观。他不赞成无条件引入西方模式,先是主张政党专心于国民政治教育,为政党政治创造条件;继而采取政党合作、“举国一致”之立场,旨在避免政党竞争之“流弊”,并集中力量共赴国难。同时他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进行“理想政党”之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孙中山政党政治论新析

政党政治发源于西方。在中国，经由孙中山的介绍以及理论上的阐释和发挥，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政党政治论。然而对于孙中山的这一理论，人们往往不愿去作积极的审视，或者将其与孙中山后来所强调的“以党治国”对立起来，借以证明孙中山晚年对于政党政治论的放弃。本文基于具体事实的分析，论证了政党政治论是孙中山所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和他的民权主义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肯定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的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同时指出其局限性所在。

从民族意识之培养到民族国家之建立——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民族主义思考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对国人之民族意识善的考察入手的。他把民族意识的普遍缺乏视为国人思想上的最大缺陷,进而认定其为近代以来民族建国运动屡遭挫折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旨在通过国人的民族意识之培养,实现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张的有关思考及其构想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其民族国家的总体取向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其缺陷在于,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易向国家主义滑落。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

19世纪中叶开始,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思考逐渐展开,继而形成一股社会性的文化反思思潮。文化反思在晚清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严复的《原强》和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新民说》,新青年派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乃是不同阶段的主要标志。近代中国的文化反思具有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结合的特点,这有利于明确文化反思的目标指向和强化其实际效果,但也容易导致反思的转向、中断以及绝对化倾向。

论晚近中国民主观念赖以生成的三重语境

影响晚近中国民主观念的因素,除了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外,还有主要由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者所构成的思想语境。它们分别为不同类型的民主观念提供价值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民主观念的生成。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不同语境虽然可以勉强相容,但更多的是相互挤压,相互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强势语境的胜出。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逐渐形成并最终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是这种强势语境作用的结果。

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及其与胡适批评的比较

五四时期梁漱溟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因其提出了著名的中、西、印文化发展的“三个路向说”,以及断定未来世界文化将要走“中国的路”亦即“孔子的路”,而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批评,李石岑和胡适即置身批评者之列。李、胡二人不约而同地否定梁氏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文化要走以民主、科学、理智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之路,但是在方法论上,却又有所不同。李氏较多运用了论理的方法即逻辑方法,侧重于指出梁氏观点上的逻辑漏洞;胡适则较多运用了实验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方法,侧重于从历史的以及环境与文化之关系的角度对梁氏进行批评和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二人在方法论上的这一差别,主要是由各自不同的哲学背景所致。

张君劢思想研究述评

张君劢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较多地介入现实政治的思想人物，曾被称为“宪法之父”，又列名于“现代新儒家”。但是以往学术界并未对其进行全面、系统而又实事求是的研究。此文对这一状况及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作了历史的回顾和分析，对海峡两岸学界所提出的一些不同观点作了比较性的介绍和扼要评论，并且提出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