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铸魂促成长,立德树人守初心——访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校长王维真

20世纪80年代,王维真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到自己的母校——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担任化学教师。从初谙世事的初中生到怀抱教育理想的教师,再到统领学校发展大局的书记、校长,王维真与这所学校结下40余年的深厚教育情缘。为人梯,育英才,几十年初心不改,她甘之如饴。

“慢教育”场域中的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探索——访合肥一六八中学校长罗在兵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未来国家将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同时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基于教育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变革,给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带来挑战与机遇。分析这种转型面临技术商、渠道商与教育出版商各自为营,难以找到合理盈利模式的困境,文章认为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只有在互联网思维指引下,改变教育出版产品形态,借助技术平台与第三方渠道优势,注重数字教育出版产品和服务的自身运营,才能打造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竞争力。

市场调节教育供求的有效与失效

本文在探讨市场有效调节教育供求的同时认为 ,在教育的某些领域 ,由于市场失灵和教育自身特性的原因 。

"互联网+"时代中小学教辅融合出版的四大误区

"互联网+"时代,中小学教辅融合出版容易进入以下四大误区:一、"触网"就是融合;二、融合重在技术和平台;三、盈利模式可以借鉴;四、误将学生作为唯一用户。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把握"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应在遵循基础教育教学活动根本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传统中小学教辅内容,创新产品和服务形态,走真正的融合创新之路。

从“市场失灵”看市场调节教育供求的失效

文章引入西方经济学中“市场失灵”的概念 ,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市场调节教育供求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失效现象 。

西方高等教育:“自然”的大众化与政府干预

文章对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自然”性进行了分析 ,认为 ,在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 ,政府同样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然”与“不自然”各有其积极意义。

从国外大学招考制度看我国高考多元评价体系构建中评价主体的缺失

通过对国外大学招考评价体系特点的分析发现,我国应逐步建立高考多元评价体系。建立高考多元评价体系,首先要面对的现状是考试机构、高校、中学和考生等多元评价主体的缺失:没有独立于政府的专门考试机构;高校招生自主权体现不充分;一元的高考评价模式没有给中学(教师)和考生发言权。

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访《教师数字素养》主要起草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吴砥教授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发展迅猛,推动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为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202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组织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作为《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部教授吴砥认为,推进数字化教育转型,最为关键的要素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化设备或者资源、工具,而是使用这些设备、资源、工具开展教学的教师。可见,要促进教育数字化改革,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是关键。那应采取怎样的策略培育和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有效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探究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吴砥教授进行了专访。

“互联网+”时代中小学教辅融合出版的四大误区

"互联网+"时代,传统中小学教辅出版不仅要与品种高度饱和、内容高度同质和退货率居高不下的顽疾做斗争,而且也要面对各种琳琅满目的电子书包、家教机、平板学习机等学习终端和各类题库、刷题神器、"一起作业"等在线教辅学习平台的强烈冲击。面对相伴互联网和各种智能终端长大的"00后"学生,传统中小学教辅出版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变革危机。

“双减”时代的基础教育出版:挑战、机遇与发展进路

“双减”政策以倡导素质教育、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价值旨归,使教育出版在选题结构、市场环境优化、融合转型及服务创新等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教育出版仍以纸质出版为主,整体品质不高,融合转型相对滞后。要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教育出版机构要树立“大教育”出版观,强化精品出版意识和跨界合作理念,通过科技赋能,加快纸数融合进程,提高出版质量,实现从“短线单向内容提供商”到“长线闭环服务提供商”的转变。

粤港澳大湾区教师创新协同培养:价值、机制与路径——访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王红教授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发展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深化“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高质量的教育和人才作为保障。教师是大湾区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的基础,承担着筑牢爱国之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升大湾区教育活力和水平的使命。大湾区成立4年来,华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南师大”)充分发挥在大湾区教师跨境培养中的“湾区桥头堡”作用,有力推动了粤港澳三地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合作。但大湾区三地制度不同,教师培养标准也存在差异,因此,有专家认为大湾区是我国教师协同培养难度最大的区域之一。但大湾区基础教育规模庞大,对于一流教师教育体系有强烈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教师创新协同培养机制具有怎样的价值?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王红教授。

“人才高消费”成因的“工作竞争模式”劳动力市场理论分析

本文引入西方劳动经济学中的“工作竞争模式”劳动力市场理论,从工资制度与学校教育两方面入手,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探讨“人才高消费”现象的成因。

媒介融合视域下数字出版内容生产的柔性框架特性探微

从媒介进化角度看,媒介融合的本质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跨越介质形态,消弭媒介边界,实现媒介功能的有机集聚,从而走向各种媒介共生共融的新生态。以此为视角,可以发现,数字出版超越了传播介质和内容载体的限制,在内容生产与形态呈现方面体现出明显的柔性框架特征。但从媒介融合悖论和负面效应角度考察,数字出版转型路径有着分化的必然性,更不能不警惕数字内容同质化泡沫的大量出现。这是在媒介融合视域下,数字出版内容生产柔性品质发生改变的反映。

六项蛋白指标联合检测对早期诊断脑梗死的价值

目的分析6项蛋白指标联合检测对早期诊断脑梗死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72 h内急性脑卒中患者160例,分为脑梗死组(80例)和脑出血组(80例),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45例作为对照组。用ELISA法检测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 WF)、S100β蛋白(S100β)、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CAM-1)水平,评估不同蛋白指标组合诊断脑梗死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脑梗死组NSE、v WF、S100β、MMP-9、MCP-1和VCAM-1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脑出血组除MCP-1外,各指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由NSE、v WF、S100β、MCP-1和VCAM-1组成的诊断标志组,其诊断脑梗死的敏感度为73.75%、特异度为72.00%,发病6 h内诊断脑梗死的敏感度为80.77%,特异度为76.32%。结论蛋白指标联合诊断早期脑梗死的敏感度较高。

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青年论坛(笔谈)

交叉研究视角下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是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但对于中国出版学而言,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独立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还包括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出版学科的“自主性”。后者因为事关学科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对于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建设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更加紧迫。

可报告范围测定方法探讨

目的以谷丙转氨酶（AIJT）、乳酸脱氢酶（LDH）、尿素氮（BUN）、肌酐（CRE）四个检测项目为例探讨可报告范围的测定方法。方法通过测定定量检测下限（LoQ）、定量检测上限和最大稀释倍数，进而确定可报告范围。计算（_检测低m样品-1．645SD检测低限样品）-LoB≥0的最小浓度且CV值小于或等于试剂说明书给定的精密度为实验室验证得到的定量检测下限；定量检测上限测定时选取待检项目的高浓度标本，将样本稀释成11个浓度，选取5个点进行回归方程分析，推算出其余点的理论浓度，实际测定值／理论值×100％在95％～105％之间的最大浓度为定量检测上限。最大稀释倍数检测选择线性范围可以测量的高值标本即可以完成。定量下限和最大稀释倍数乘以定量上限为可报告范围。结果ALT、LDH、BUN、CRE可报告范围分别为4．55～2466．30U／L、4．74～2438．70U／L、0．93～72．60mmol／L、3．75～9926．90μmol／L。结论本研究中探讨的方法可操作行强、简便易实施。

蛋白标志组早期诊断脑卒中的初步研究

目的分析5种蛋白指标早期诊断脑卒中的临床价值。方法用ELISA检测发病72h内的脑卒中患者174例,其中脑梗死(CI)85例,出血性脑卒中89例(含脑出血75例,蛛网膜下腔出血14例)、正常对照45例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S100β蛋白(S100β)、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CAM-1)水平,评估不同指标组合诊断脑卒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由vWF、S100β、MMP-9、MCP-1和VCAM-1组成诊断标志组,当其中任意3个指标的检测值高于各自的临界值时,判断结果为阳性,其诊断脑卒中的敏感度为81.03%,诊断发病6h内CI的敏感度为92.31%,特异度均为91.11%。在发病6h内,CI组与出血性脑卒中组相比,VCAM-1浓度显著升高,用VCAM-1鉴别经标志组诊断后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6h内诊断CI的敏感度为69.23%,特异度70.89%。结论由vWF、S100β、MMP-9、MCP-1、VCAM-1组成的诊断标志组有助于脑卒中的早期诊断,对发病6h内CI的诊断敏感性高,并有助于该时段内CI与出血性脑卒中的鉴别。

构建教师教育学科体系 推动教师教育事业发展——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旭东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旭东最初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美国教育、外国教育史,在美国教育以及外国教育史等领域研究成果丰硕,1999年开始转向本土教师教育研究,现任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2014年元旦前夕,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摆满各种中外文书籍的办公室里,朱旭东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面对记者的提问,刚给研究生上完课的朱旭东教授,手捧清茶,侃侃而谈。对于教师教育"边缘化"的问题、"免费师范生"政策走向以及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朱旭东教授言辞恳切、鞭辟入里,但在雄辩的论据下独到的见解水到渠成,让人折服。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朱旭东教授对我国教师教育事业的强烈使命感和饱满的激情。教育的根本在教师,作为一个肩负学术责任的学者,同时作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咨询专家,朱旭东教授认为,在我国当前背景下,要提高教师教育的专业化水平,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促进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国家的进步,最为紧迫的问题在于构建教师教育学科体系,培育学科队伍落实专业建设,并强调这是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