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五十年(一)

父亲陈关康于1965年写这本回忆录时正50岁,那时我18岁,现在我已经56岁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过了将近40年。父亲写完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他已是老"运动员",当然免不了又受冲击,大字报点名批判、开批斗会、隔离审查等等,一直没完没了。本来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从苏州回家,但他经常回不来,也没有信写回家,我们担心极了,只能到他同事处去打听,他们总是说他在加班,毫无疑问,一定是我的父亲关照他们这样讲的。上海到处听到有人自杀,我们害怕父亲也走这条路,不敢到苏州去看他,又不敢写信去。好不容易父亲回家来了,又黑又瘦,一定是吃了不少苦,我们小孩子也不敢问他。一天半夜里,我听到母亲在跟父亲讲:"无论你碰到什么难事,都不要走绝路。天大的事,总有过去的时候。"父亲连声说:"你放心,我不会的。"我难过得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后来上海到处都在抄家,我们又战战兢兢地天天捏着一把汗。不知是因为父亲的单位在苏州来上海不方便,还是他的人缘比较好,抄家的人总算没有来,这本回忆录也就得以保存下来。1979年父亲退休,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政治上宽松多了。父亲的单位敲锣打鼓地用小卡车把他送回家,他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手里捧着"光荣退休"的镜框,高兴得什么似的。父亲认为这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沧桑五十年(二)

1937年12月1日，我们出发去汉口。大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来到南京车站，登上开往汉口的铁路员工专列。我们一共有50多人，一节车厢差不多被我们坐满了，都是涉世未深20来岁的小伙子。出发前大家都雄心勃勃的，可是等真的上了火车要到汉口去了，每个人的心里又都沉甸甸的了。大家讲了心中的顾虑，有人说汉口已经人满为患了，有人说汉口的工作很难找，还有人说，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上海见到爹娘。不过，大家去大后方抗日的意志还是很坚决的，没有一丝动摇。等了很长时间，列车一直到晚上才开，一下子就拉到过长江的火车轮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