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带一路”国家间创新合作的影响

当前全球创新网络正向区域化方向发展,呈现出与“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下“南北冲突”模型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倡议下包含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合作模式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范式。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以2008—2019年incoPat数据库中“一带一路”国家申请的《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创新合作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网络已从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单核心布局发展为以俄罗斯、中国和新加坡为核心的多核心集聚型布局,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下降、中国和新加坡后来居上;国家创新体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创新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对处于区域创新网络外围位置的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国家的创新合作则更依赖国家创新体量;增强互联互通水平有助于为创新合作搭建桥梁,缓解对知识产权正式制度的依赖;处于区域创新网络外围位置的后发国家可以在维持知识产权标准以保护本国工业基础的同时,通过增强互联互通水平参与创新网络构建。因此,中国应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加快构建多边、周边、小多边、双边四边联动及协调推进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

从场空间到流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

检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对纵深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因应数字经济对区域要素流动结构的影响,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流网络”分析框架,并以首位度和齐普夫法则测度传统空间结构特征,以上市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分布测度流网络特征。结果表明:大湾区总体经历了先集聚再分散的发展过程;各城市人口分布梯度不合理,核心城市的人口扩张推动了城市群的定型。大湾区经济规模结构呈现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经济规模变差较大。从城际联系来看,广州深圳之间具有高联通度,形成了联通走廊,2000年以来深圳的相对联通度高居首位,区域网络日渐完善。未来,应织密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市场一体化进程、构建“双核三圈”网络型城市群体系、设立“广深接合片区”并加快打造“广深联动走廊”,开创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格局。

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发现:通过管理赋能、融资赋能、创新赋能与生产赋能,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有助于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存在“短期单重优化”和“长期双重优化”作用,有助于中国企业在高质量“走出去”的基础上实现长远发展。由此得到三点政策启示:第一,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构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第二,聚焦数字技术的赋能功能,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第三,建立企业国际化的初期扶持机制,促进企业国际化长远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化发展韧性、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成为极为重要的议题。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和海外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且对国有企业以及具备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上下游供应链分散化来提升企业平稳发展的组织能力以及面临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进而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是一个长期效应,短期内由于冲击事件复杂多样且相互叠加,其影响并不显著。

广州港经济发展及其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

以广州港为例,适当选取了一定的城市经济指标和港口经济指标,在系统分析广州港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从广州港对广州城市经济的影响和广州城市经济对广州港发展的反馈两个方面,对广州港与广州城市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旨在为广州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依据。

国际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制度选择

一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并非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存在掉入低速或负增长陷阱的巨大风险。本文基于国际视角,结合经济学理论及案例研究发现,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这个供给主体首先必须改革完善相应的市场制度,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率先供给适应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制度,包括放松供给端限制、降低供给制度成本、完善产权保护体系、鼓励支持风险投资、构建保障生活和安全的制度体系、构建适合国情的环境治理体系等,为市场主体主动改善升级供给创造条件。

广州市港口服务业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探讨了广州市港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广州市港口服务业空间分布具有珠江指向性和明显的集聚特征;在公司具有较高空间迁移频率的同时,其集聚空间却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不同类型港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空间总体格局表现出向外港区和城市CBD集聚的趋势。其空间分布特征是在区位因素、行业内在特性、港口空间系统演化、城市规划与建设以及信息技术革新等因素协同作用下的综合表现。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测算要素价格扭曲系数的理论框架,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要素价格扭曲、劳动增长、劳动报酬增长和技术进步偏向,利用1978-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分析。测算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并且各省份资本增长速度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大部分省份的资本价格扭曲程度大于劳动,资本价格相对劳动价格越便宜,这些省份的要素价格扭曲系数越小。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在劳动人口正增速时,要素价格扭曲、地区劳动报酬增长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地区技术路径的选择却适合地区经济的发展。

海港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规划应对——以广州南沙区为例

临港经济在南沙区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临港产业对港口码头依赖属性、依赖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岸线资源利用型和港口码头运输功能依托型。临港产业、临港企业空间分布非均衡集聚的特征明显,临港产业的区位属性差异决定了临港经济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与格局,进而导致不同属性特征的"港口码头区—临港经济功能区—城市综合功能区"空间联系模式的形成。在海港型城市新区规划中,应兼顾科学分区与用地均衡、营造高效有序的物流空间体系、合理规划与高效利用岸线资源,以及科学协调存量用地与增量用地的关系。

粤东西北新区建设的政策创新

在实地调研和认真梳理各新区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本文从人口增长、土地利用、经济增长动力、资金需求等方面,剖析了当前各市新区规划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统筹规划、产城互动与产城融合、抑制土地城镇化、投融资创新与风险控制、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广州古代港—城空间关系演化

以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发展演化为实证案例,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古代长时间跨度视角下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的规律特征。结果表明:城市与港口发展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古代港口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商贸功能,码头毗邻地区往往发展成为重要的城市商贸区;港口通过毗邻城市功能区的发育,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自然环境变迁、航运技术变革、交通商贸变化以及政治军事的考量等因素综合作用,驱动港—城空间关系不断发展演化;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演化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学者归纳的理论模式。

社会变迁中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与作用机制研究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着手,立足于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性,探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规律,将文化与科技的相互作用划分为蒙昧结合、互动发展、共生发展和融合发展4个阶段。认为随着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程度的深化,文化为科技发展提供价值取向、发展环境、方法补充和激励机制,对科技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科技为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撑、传播媒介和价值取向,并通过市场促进或抑制特定文化的发展。

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因素比较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因素的异质性是多样化的,既来自于要素投入,也来自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因素区分为投入要素和影响因素,并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对2000-2012年广东地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明显,欠发地区要素投入表现不足并且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显著低于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显著。

广东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广东省在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根据中央保持2009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要求，提出把“三促一保”，即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广东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三促一保”成为全省各地也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要政策思路。

广东省地市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经济发展质量分解为产出效率、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成果共享四个维度,构建包含了14个具体指标的地市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广东21个地级市及四大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比较,进而提出了提高广东地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政策建议。

大珠江三角洲地区港-城规模耦合关系演化研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构想,对我国沿海地区港口和港口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以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案例,对区域港-城规模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珠三角港口体系已进入分散化发展阶段,香港、深圳、广州"三门户"区域港口体系空间格局初步形成。香港、广州、深圳的港-城耦合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余港口城市的港-城耦合类型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但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的相对强弱变化则较为明显。

OFDI的研发自选择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内生增长函数引入Helpman的跨国公司异1质性模型,发现我国企业OFDI存在研发自选择效应。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相对本土企业具有更高研发投入,OFDI强度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内生性研究表明,高研发投入企业倾向于自选择从事OFDI,但是OFDI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异质性研究表明,OFDI的研发自选择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所有权异质性,地区层面上,东部地区自选择效应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行业层面上,非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自选择效应更高;所有权层面上,国有企业研发自选择效应高于非国有企业。

要素生产率、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基于1979～201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核算

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行增长核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增长来源,重点考察了要素生产率与资本深化之间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快速的资本积累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同时快速的资本积累带来的资本深化是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和资本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与资本深化之间关系复杂,2006年以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TFP增速变化是资本深化变化的原因,2006年以后两者负相关,过度的资本深化造成的效率损害已经对TFP增长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加拿大社会保障住房的发展及其启示

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住房,尤其是非盈利性住房是加拿大成功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的基本经验,也是作为福利国家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重要体现。本文对加拿大社会保障住房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括介绍,对加拿大社会保障住房的主要形式包括公共住房、非盈利住房、合作住房等从供给主体、融资来源、租赁对象、运作管理等进行了梳理与概括,对政府在加拿大社会保障住房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政策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并结合我国住房保障事业发展的实际思考加拿大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制度逻辑:来自广东的经验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围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理论线索,对广东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经验和实践脉络进行分析发现,正是全面率先开放,以开放倒逼更大规模、更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劳动制度改革激活了规模巨大的劳动供给、企业制度改革释放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活跃生产力、产业政策改革推动了产业发展和升级,才最终促成广东由贫穷到经济腾飞的发展,也使得广东相比国内其他地区获得了更为领先的发展优势。值得强调的是,改革的实施不仅需要开放这个催化剂和动力源,而且还需要强有力的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