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纠纷调解程序的再启动”——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

“医疗纠纷调解程序的再启动”在客观上能够体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但也可能增加医疗纠纷调解的社会成本,并可能不利于医疗纠纷的及时解决。鉴此,应从细化条文规定、应用前沿技术、普及法治观念和完善协同机制等予以应对。

“一票否决”制度研究综述

"一票否决"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推行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时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指政府绩效中某些指标没有达到合格要求时,政府的整体绩效会被认为没有达到合格的标准。文章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将现有文献根据其研究对象,分别纳入宏观制度结构、中观制度安排、微观程序三个层面进行总结和分析,并提出尚待继续研究的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

论新时代青年传承担当精神:以士文化为视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新时代青年人的担当精神。担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承载的精神财富,并集中体现在士文化中。“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成为历史,但士文化对“道”的坚定追求、对精神生活和理想人格的毅然持守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重要意义。新时代青年人要甘于担当、勇于担当、勤于担当,继承士文化所承载的理想,牢记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在实践中不断磨砺本领。这对青年人自身的发展,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礼与仁的辩证关系——读孔子之论管仲

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作出了看似矛盾的、既褒又贬的评论,但恰恰是在孔子对管仲的评论中,可以窥见孔子在"仁"与"礼"的思想上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准确、深入、合理地认识这种深刻性与复杂性,对于今天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着重要的意义。

保守传统:埃德蒙·伯克的启示

埃德蒙·伯克被誉为"现代保守主义之父"。保守主义的一个核心内涵是历史功利主义,伯克以此为基础,致力于保守传统,认为风俗和习惯蕴含了历史的经验与智慧,对指引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他反对激进的理性主义,主张以审慎的准则、渐进温和的改良方式来保守传统。埃德蒙·伯克富有意义的启示在于,传统只有在继承并超越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得以真正保守,要寻求对传统的否定和继承、批判和创新之间的平衡点,并以此塑造文化自信,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论文化传承与依法治国

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背景下,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依法治国进行思考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认识文化传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上,有两个关键之处需要澄清:一是对传统特性的认识,二是对"法"的认识。通过对这两点的澄清,可以发现文化传承与依法治国之间的紧密关联。文化自信从根本上来自于对传统的认同,通过文化的传承塑造新的传统,可以提升文化自信,而将法治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塑造新的传统的一个标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传承中国文化,也离不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传承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论《国富论》的自然状态观与政治社会观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关于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的内容是理解该书的关键。斯密的自然状态,核心是人由于相互交换的倾向而产生分工。而政治社会观包含五个方面:社会财富的来源及分配、三大社会阶级的划分、三种社会状态的分野、普遍富裕的蓝图和追求自由的价值观。对这些内容的梳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国富论》的理解,促使我们立足现实,思考当下的处境与对策。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大数据技术应用

2022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拓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场景。不难看出,数字乡村建设是摆在各地推动乡村振兴面前的重要课题,向“数”而行、“智”在乡村,将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年来,多地已开始尝试以互联网、物联网为基础,利用呈海量增长的数据改变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提高农业效率。随着信息化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乡村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改善、农民生活便捷将再上新台阶。

应用大数据着力发展数字农业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在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包括推进现代农业变革。数字农业是数据化基础上的集合概念,是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综合应用。农业农村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强调,“必须顺应时代趋势,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大力提升数字化生产力,抢占数字农业农村制高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让广大农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足见,大数据已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动能.

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的“模糊处理”

“模糊处理”是一些地区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调解工作方式。“模糊处理”的核心在于搁置医患双方关于责任认定的争议,直接就当事人的核心诉求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协商。“模糊处理”具有及时回应诉求、维护社会和谐、节省医疗纠纷处理成本、创新社会治理思路等方面的社会治理意义,但也面临难以全面掌握证据材料、调解员专业素养有限、医患沟通存在信任困境、第三方利益因素潜在影响等问题。对此需要从法律、诉调衔接机制、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医调委运作规范性等方面进行完善,从而进一步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