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大城小规”与“小城大规”:城市人口规划偏差之现象、原因与应对

城市人口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基础性条件。借助“人口规划偏差率”指标,基于不同等级城市历次人口规划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差距分析发现:“北上广深”4座“大城”的人口规划,均存在低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造成“大城小规”现象。而安顺、嘉峪关等“小城”的人口规划,却存在高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形成“小城大规”现象。人口规划偏差是由多方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既有任何科学预测都无法避免的固有原因,又有人为干预下的外在原因;既有普遍存在的共性因素,也有因城而异的特殊因素。未来应在总体思路上辩证看待城市人口规划的作用与限度,转变“计划式”的政策表达与实践,审视规划与城市问题治理之间的张力,加强规划的过程管理与效果监督,最终促使人口规划值不断向实际值合理回归。

“断代”现象的蔓延及其后果研究

现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与传统普婚普育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抗拒生育,甚至抗拒结婚,进而出现了“断代”现象,并迅速蔓延开来。“断代”指不育而导致的“绝后”现象。当个人生命历程嵌入刚性的制度环境中,给生育带来了更大的时间配置压力时,媒介环境又使得消极生育观念迅速弥散。一方面,传统结婚生育的单一路径选择被打破,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期望的人生,另一方面,亦需关注终身不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更可能出现个体层面的孤独至死与宏观层面的人类社会难以为继等后果。

赏识教育、自我正面偏见及其社会后果研究

文章从自我正面偏见这一人的本能心理状态出发,对其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并以此为视角对赏识教育进行了探讨。赏识教育具有发掘学生优势、引导其进行“自我实现”等积极影响,但要关注赏识教育对正面自我偏见的放大作用:自我认知出现偏差,放大个人能力而忽略自身所存在问题,可能使问题被掩盖而非得以解决。在矫正自我认知偏差时,可使用小组工作方法,对其中情况严重者可采用个案方法。在具体实施时,社会工作者应担当“反馈者”角色,通过适当的表扬和批评相结合的方式,给予案主尽可能客观的反馈,且通过暗喻等方式来侧面指出案主的认知偏差。这样既可以避免直接指出认知偏差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又能引发案主自我反思与行为修正。

时间银行:推进养老服务还是增进广义互惠

时间银行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时间作为一种新型货币用于交换服务。这一创新并非要取代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而是致力于将互惠性重新纳入公共目的经济和核心经济中。虽然时间银行项目的参与者不少是低龄老年人,但卡恩及其时间银行所留下的财富,不在于提供一套具体的养老解决方案,而在于呼唤社会互惠和支持网络的建立,促进社会参与和减少社会孤立。

积极老龄化:理念、局限与拓展

积极老龄化理念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主要战略思路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天然正确的政治话语,“健康”“参与”和“保障”是三项主要内容。积极老龄化思想虽然具有诸多贡献,但同样也存在理论构建的局限与不足,表现为缺少供给视角、局限在应然维度、造成消极与积极的二元对立、忽略残病扩张对老年健康的冲击、忽视退休年龄太早下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基于此,积极老龄化理论可以从“健康”“参与”“保障”“责任”和“可持续”五位一体角度进行拓展,进而为中国探寻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提供启发与裨益。

人户分离变迁视角的大城市郊区化与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

人户分离人口是城市流动型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特征及空间分布变迁为认识大城市郊区化趋势提供了重要视角。近20年来,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增长迅速,占常住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其中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显著提高,其人口学特征呈现高学历化和大龄化趋势,其空间分布从核心区集聚向近郊区集聚转变。基于以上变迁特征,重新认识了南京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其程度,发现:(1)2000—2010年期间,南京经历了核心区和近郊区人口普遍增长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外来流动人口是此时期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2)2010—2020年期间,南京进入大规模城市郊区化阶段,核心区人口减少而近郊区人口集聚度显著增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取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3)2020年,南京的近郊区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率高达54.4%,表明南京仍处于“迁居不迁户”的“半郊区化”状态,近郊区并未成长为相对独立于核心区、功能相对完整的综合性城区。郊区化带来了不均衡的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要关注和积极应对核心区人口流失与人口结构衰退过快、近郊区“人户分离率”过高和远郊区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等问题。

国家视域下中国普惠托育服务的动因、体系与问题研究

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护负担,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具有重要意义。自2019年我国首次提出“普惠托育服务”概念以来,托育服务的研究重点从介绍国外经验转向关注个体层面的服务供需研究。但普惠托育服务研究更应具有历史的、国家的、发展的视角:以历史的视角厘清政府承担托育服务的动因,经过了反贫困保发展、倡平等保就业、提升育保出生三个阶段;借助“供给-筹资-监管”三维分析框架对各级政府的职责定位进行阐述;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推广普惠托育服务在传统照顾文化、托育机构现状、政府职责定位和区域差异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本文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和实施促进家庭成员托育服务计划,建设规模适度、分布合理、服务可信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以及以托幼一体化为导向的普惠托育服务监管部门动态调整机制,强化普惠托育服务政策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等对策建议。

中国老年婚姻状况及其变动特点研究

婚姻在老年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国人口普查、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与其他相关老年婚姻状况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婚姻是我国老年人亲密关系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选择;近30年来,老年婚姻状况变动呈现出“一高一低两波动”趋势;老年婚姻状况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存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和地区上的异质性。老年婚姻状况的影响不仅限于自身,也与其他事关老年福祉的情境息息相关。据此,提出适时建立完善老年婚姻家庭政策、关注与改善老年婚姻弱势群体福祉、营造老年婚姻友好型社会等政策主张。

社会福利项目的高估:以J县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为例

社会福利项目评估在国内方兴未艾。但社会福利项目的社会性、广泛性、复杂性及其效果的滞后性决定了其评估的艰难性。通过调查J县残疾人康复服务及其满意度评价情况,笔者发现在政府部门、康复中心、评估机构、服务对象四方主体互动下,呈现出高满意度评价。而多主体互动下的社会福利评估更为异化,形成了评估的专业性妥协、评估的机会空间、评估的权威性消解等问题,出现了普遍性高估,易使我们深陷“成效卓著的想象”而忽视或回避各种问题,进而导致各种问题越积越多而长期得不到正视与解决。因此,应警惕其背后沦为政绩证明的技术工具与避免陷入“成本—收益”的利益工具陷阱。

数字反哺: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既放大了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数字鸿沟的消减。以数字反哺为切入视角,聚焦年长世代,从微观能动层面探讨其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存在的“精神接入”困境,旨在通过尊重老年“拒绝者”的数字意愿、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环境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的学习意愿等方式,充分发挥数字反哺效用。强调人在数字化实践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打破老年群体对于信息传播技术被动接受的形象,进而驳斥“数字难民”这一忽视老年人数字化实践主体性的概念,为理解数字鸿沟“接入沟”中的“精神接入”、探析家庭代际联系、重构老年文化提供借鉴。

社会变迁、老龄化与养老制度变革

在老龄化时代,不仅政府在养老保障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处在持续变迁中,代际与养老责任也在持续流变,老年群体内部异质性不断凸显,老龄化趋势难以扭转。在这一背景下,养老制度一方面处于持续演变中,另一方面也存在福利承担者和福利接受者在养老制度设计与完善中的长期缺位、养老政策冗余和繁杂、养老制度建设成本忽视、城乡与区域以及体制内外差异巨大等问题。因此,要通过合理引导预期、促使低生育率回升、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农村人口转移与城市化、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明确养老服务的内容与服务主体、完善家庭内部合作分工机制、推行智慧养老等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

分类与分权: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重构

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伴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空间在重构与分化,社区治理模式与权力结构也在持续变革。进一步而言,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与分权的趋向。从分类与分权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一方面可以小区及其居民卷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水平为指标开展分类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多元主体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为切入点实施分权治理,在充分考量了社区治理中的复杂性和异质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社会工作学科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会工作学科历经了从萌芽、取消、恢复到发展的历史沿革,自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社会工作学科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体系建设成熟度相对偏低、师资队伍相对薄弱、学科实践专业性有待加强、学科价值呈现度不高、专业教育快速扩张式发展产生出诸多职业化问题等方面。要解决社会工作学科的现有问题,既要兼顾社会工作学术体系建设与学科交流,又要坚持社会工作学科自律式发展,厘清社会工作的效用,推进专业设置的有序发展,提升专业教育的质量,审慎规划人才培养的层次。

“断亲”:概念、问题及思考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互兼容带来家族主义到个体化的转向,对于亲属关系而言,人们不仅受到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理性考量,“断亲”现象愈演愈烈,值得仔细探讨。本文构建了基于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亲属关系三角形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与描述“断亲”现象,并从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出发,挖掘“断亲”现象的孕育土壤。作为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断亲”致使宗亲互助隐退、家庭功能被削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交成本。“断”后亦有重联现象,即“伸缩性弹簧的回归”。“断亲”不仅仅反映出个体对亲属关系的理性选择,更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重塑。

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出路

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但开发利用严重不足。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会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同时也能满足个体生活、社会关系建构、个体价值实现、家庭和谐等多维需要。而现行退休年龄过早、再就业渠道不畅以及观念滞后,阻碍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为此,通过重塑观念、发挥老年人多维优势、构建分层管理机制、完善老年人再就业制度、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老年教育体系等路径,以期实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优化,促进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收缩型城市:概念、认知与治理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逐渐放缓与人口负增长,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城市收缩现象逐渐蔓延开来。本文梳理了收缩城市的概念与城市认知变迁过程,从人口空间演进和城市发展趋势角度对收缩型城市进行了探讨。主要研究结果包括:第一,在工业与后工业社会,城市一旦收缩就再难“起死回生”。“小而美”“瘦而强”的城市蓝图更多带有乌托邦色彩。第二,当前中国城市规划的主要缺陷在于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不匹配,城市规划者作为利益相关者难以完全客观、科学地指导城市规划。第三,应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转变关于城市收缩的思想认识,由被动抗拒到主动接受;促进户籍制度变革,让个人拥有自由迁徙权;坚定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财富创造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互联网企业知识劳工加班成因研究

加班是劳工领域长期关注的议题。本文从劳动控制和劳动自主性双重视角出发对互联网企业加班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从行为主观态度和加班增益角度可将加班划分为三种类型:主动增益型(自主加班)、被动增益型(被动内卷)和被动非增益型(游离群体),不同类型加班成因各异。其次,加班不单纯是制度胁迫个体的结果,在加班过程中,企业制度层面的员工年龄结构、考勤制度和福利体系发生了关键作用,同时知识层面的基于加班产生的群体区隔和矛盾心态,无不体现知识劳工的特殊性。最后,本文对加班所带来的成长性和扁平化管理进行了讨论。

旅游目的地走向衰退的预判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预判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否出现了衰退迹象或正在走向衰退,对旅游目的地的经营来说非常重要。及时发现和采取有效措施,有助于延长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通过研究发现,有不少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的影响力及其开发程度、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改变经营策略,通过改造和转型升级以扭转颓势,进而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