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决定对监护制度的矫变与重塑

与传统的替代决定相比,协助决定对残疾人的保护机制更为积极有效,其社会效果更加善意和谐。协助决定的制度化不仅是以积极方式充分保障和有效实现残疾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也是以自觉方式更新健全人和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及相关法律制度。协助决定模式的制度化过程,是社会法与民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发展过程。在我国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与监护制度中,替代决定模式仍是法律规范体系的底层结构,但《民法典》中对协助决定理念的肯定使社会能够渐进式容纳协助决定模式并可渐强式发挥其社会价值。为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化保障机制的前提下,通过对《民法典》的深刻理解和诠释,在实践中选择更优的协助决定模式。

准自然血亲的提出及其法律意义

现代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引起家庭关系血缘构成的复杂性,法律制度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受到极大的挑战。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女法律地位如何认同、该种子女与其父母之间属何种血亲关系等,都成为传统婚姻家庭法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的交叉分析,认为利用辅助生殖技术而形成的血亲关系,在生物关系上与拟制血亲相同,在社会关系上与自然血亲相同,从而构建出法学上的第三种血亲类别——准自然血亲。准自然血亲的独特法律性质是,亲子关系之间虽然没有血缘联系,但具有不可解除的法律效力,其根据在于子女的生命形成决定。这成为因辅助生殖技术而形成的亲子关系得以确立与维持的根据。

公司监督机制中“人缘同构性”的制度解构

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存在着董事与监事、执行董事与独立董事之间的“人缘同构性”,其基本由同一股东或股东群体所选任,由此形成公司监督机制上“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局面。这是监事“形骸化”、独立董事“花瓶化”在人际关系上的根本原因。虽然本次《公司法》修改进一步强化了公司监督机制,但对于“人缘同构性”问题,仍须根据《公司法》扩大公司的自治空间,通过《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和规则示范引导下的制度创新予以有效解决。导致公司治理结构中“人缘同构性”的制度原因是资本多数决规则的无差别应用。虽然资本多数决应用于公司经营决策机制具有合理性,但并不等于其应用于公司监督机制也有合理性,因为这两种机制在运行目标、价值取向上有根本区别。应当在公司监督机制形成上以“人头多数决”规则取代资本多数决规则,使董事与监事、执行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别由不同的股东或股东群体选任,以解构“人缘同构性”来达致公司监督机制的实质独立性,从而实现公司监督机制的实效性。

民法典体系下协助决定与替代决定的择优实现

随着对监护制度尤其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解不断加深,成年人监护制度用更有时代性的协助决定模式取代传统的替代决定模式,已愈加广泛地被接受为转型方案。尽管我国法并未完全采取协助决定模式,但与《民法通则》完全采纳替代决定模式相比,《民法典》已然在监护制度中吸纳了协助决定的理念,这为在法律适用中选择协助决定规范创造了条件。与替代决定模式相比,协助决定模式的价值取向更为进步,关系结构更为合理,保护机制更为科学。深刻理解这两种监护模式的差异及优劣,有助于在监护制度适用中做出更优选择,逐渐使协助决定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效果,最终实现我国监护制度以协助决定模式为主要实现机制的实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