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问题以及努力方向——陈国恩访谈录

一、语文课应引导学生探索意义的多种可能性刘晓宁(西安音乐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武汉大学写作学博士)陈老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陈国恩:我看了你的访谈提纲,看得出你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不是语文教育专家,不过也有些自己的思考。刘晓宁:首先想请教的是一个提纲挈领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课程首先是围绕培养目标来设计的,要谈论语文课程,首先需要明确语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文学批评是众声喧哗时代的心灵独语——陈国恩教授访谈录

陈国恩教授在访谈中分享了自己的批评观。他强调个人经验比起客观的存在来总是非常有限,所以从事文学批评者应当保持谦逊态度,不能把个人的经验绝对化,要意识到别的“个人”经验的独特性。批评者要提高自身修养,通过个人言说传达时代心声。他主张文学批评要强化问题意识,综合运用多种批评方法,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双向互动。他认为风格各异的批评,如印象式批评、思辨式批评、学者型批评各有特点和成就,并就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史料学转向”等问题发表了个人意见。

在历史维度中进行文学的审美研究——陈国恩教授访谈录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江汉论坛》《学习与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著作多部。其《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书,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上梳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探讨其流变规律,致力于理论创新,颇受学界同行的好评,称其"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情感张力,做到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的相互交融","是一部富有创见和文采的优秀著作,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本文是其博士研究生杨逸云与导师之间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前沿以及当下文学研究所应坚持的治学方法等话题的一次深度访谈。对于现代文学的"五四起点说"、审美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文学研究的独特性,以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陈恩国教授在此都作出了认真的回答,同时也侧面呈现出其独到的理论思考以及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

闻一多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他的思想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爱国主义思想自身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他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他心目中的“应然”中国与“实在”中国的矛盾运动。其思想突变起始于抗战后期他对原来的国家观念的扬弃。他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日趋反动,认识到了国民党的政府不能代表国家。他受五四精神的鼓舞和共产党人的影响,转而从“人民本位”立场上认同了新民主主义方向。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与他所从属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广泛联系,凸显了他在为人民的民主与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事业中的特殊地位。

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

主持人：陈国恩 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该不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如何进入的问题，自上个世纪末提出，到新世纪初更受到关注了。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把那些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的叙史视野即行，它牵涉到的是现代文学史的观念，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重新评价。说得直一些，就是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观念和体系的调整。正因为有此难度，从呼吁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至今已有不短时间，但至今仍没有一本现代文学史著作比较理想地实现了提倡者的既定目标。

《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问题

沈从文的小说经历了几次改写,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通过比较流行范围最广的文集本与基本恢复了初版本原貌的全集本,可以发现文集本基于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语言规范等方面的原因所做的修改,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影响了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情节的完整性和人物的丰满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文本的本性。由此看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善本观念。

市民世态 历史文化 欲望叙事——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三种表述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变主要通过城市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城市小说,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一是以写实风格描绘市民世态,二是历史文化意味浓厚的折射时代和现实,三是对城市作相对自由的欲望化表述。从这些小说可以看到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记录这一时期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一份历史档案。

大学课堂对慕课的利用:关于SPOC的探讨

慕课视频的高质量、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使慕课其具有传统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优势,但也存在师生直接互动不足的缺点。SPOC利用慕课的资源,再与课堂面授结合起来,在一些课程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具体的实施中,要注意向学生展示SPOC的优点,并在课程的结构设计、面授内容、成绩考核及课程管理方面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方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SPOC比较适用于公选课,而对基础专业课则宜持谨慎的态度。

小说稿费制与清末民初文学变革

清末民初小说稿费制的逐步确立,直接促进了中国职业作家群的形成,推动了小说的繁荣与形式的变革,并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娱乐功能,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清末民初文学演为新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前奏,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声。

经典阐释与当前中学鲁迅作品教学

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在近一个世纪中经历了反封建性、革命性、启蒙性的变化。从1990年代开始,鲁迅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复存在,"鲁迅"遭遇了寂寞。这一动向反映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就是依据新课标对鲁迅作品的选目作了调整,总体上减少了鲁迅作品的数量,特别删除了涉及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篇目。这一变化提醒我们要重新思考鲁迅作品的经典性。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讲解要淡化其与时事政治的关系,专注于发掘其更为内在、更具有久远价值的文化意义;可以把鲁迅作品的讲解与提高民族素质、抵制粗俗文化的目标结合起来;要把鲁迅当作一个人来认识,让中学生透过其内心世界去感受其品质;要对鲁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适当向学生展示不同阐释及其意义。

如何“现代”,怎样“中国”?——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令人注目的表征之一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异军突起。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反观这一极具文化症候的现象,则不难发现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古今中西"问题的重现,它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

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后革命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中,国学热的兴起已经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意味着一直依赖于革命正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间接促成了它在大学的教学时数被普遍地压缩,学科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明显地下降。应对之策,在于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突出其作为新文学历史原点的意义,强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观念的差异性。对革命的反思,不能成为取消革命历史事实的理由。新文学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而是沿着五四文学革命所开辟的方向走上了与现代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创作道路,而晚清文学的创新及其价值则要通过五四新文学的成就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学热的压力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反思自身的存在理由,同时也获得了动力来拓展其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

论俄苏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

2 0世纪初 ,中国知识界出于启蒙目的开始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介绍 ,引发了国内文坛对新文学前途的重新思考。此后 ,苏联文学思潮直接介入并制约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 ,而对俄罗斯文学的借鉴则于中国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艺术素质有所弥补。建国后 ,苏俄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呈现为始则同步继则在政治对抗条件下深层次延续的过程。 70年代末 ,中国回应了苏联 50年代的“解冻文学”。到 80年代中期以后 。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

论《长明灯》的空间形式与意义生成

"空间"不仅是人物生活的场景,而且意味着文化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方位参照体系,还是一种价值意义生成的载体。鲁迅的《长明灯》是一篇典型的关于空间的小说,在这种空间形式的表层是并置的四个空间场景:茶馆、社庙前、客厅、社庙。在文本空间方面,"疯子"和"孩童"这两个语言形象与鲁迅其他小说中的形象与观念构成了一个互文参照、互动增殖的语义空间。空间主题意义的获致来源于对传统空间秩序的质疑以及意向行为在空间的双向纠合、反应参照。

世俗认同与身份焦虑——论池莉的小说创作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池莉主动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以“市民作家”自居,赢得大众的认同,这不失为一个聪明务实的选择。市场的成功,为池莉潜意识中的身份焦虑提供了一种心理“代偿”。由于得到了来自现实层面的另一种形式的身份确认,池莉不惮以“市民作家”的务实姿态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然而对精神价值的“否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池莉后来的作品格局狭小、价值单向、思想单薄的缺陷。

《堂·吉诃德》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中国对《堂·吉诃德》的接受始于 2 0世纪初 ,先是借助日本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中介 ,且以中国社会变革和知识分子反思自身的角色为出发点。周作人最早对《堂·吉诃德》作出科学评价。鲁迅率先将堂吉诃德精神中的理想与现实相混淆这一消极面加以强调 ,创造了不朽的“阿 Q”。废名则以人生真谛探寻者的姿态 ,用戏拟手法把堂·吉诃德的精神东方化。堂·吉诃德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的象征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并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坛的一些论争。到 2 0世纪末 ,《堂·吉诃德》的翻译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堂·吉诃德”又一次引人注目地成了学术界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这体现在他的想像方式、自然观、命运观以及所展示的自然人性系统中 ,也包含在他的艺术观中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沈从文的道家观点 ,主要不是他潜心研究所得 ,而是他受大自然熏陶所涵养成的一种气质禀赋 ,从自然中悟得而应用于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文学革命:新文学历史的原点

在文化史上有个别重要时期或历史关头具有原点的意义。这样的原点,是指文化史的河流如同遭遇了地表的断层,从一个地方突然高高地跌落。虽然向前奔腾的水还是这股水,可是它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域,遵循着全新的流动规则,呈现了全新的面貌。此后它的前行,便是从这个新起点开始的。这个跌落处带有根本性的转折意义,便是一个历史原点。五四文学革命就具有这种历史原点的地位和意义。“五四”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原点,这个原点自然包含了民族传统的因素,新文学显然与古典文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前者相对于后者又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从文学的内在观念到外在表现形式,都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