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主义与中国儒学之互鉴:哈罗德·阿克顿的“君子”修习之旅

20世纪30年代,热爱中华文化的唯美主义者哈罗德·阿克顿从西方世界对儒家学说与礼仪的认知出发,并基于中西文化融通互鉴的人文理想,以纪实笔法,忠实记录了他的中国儒家文化印象。作为牛津精英学者与贵族绅士,“爱美家”阿克顿对精神境界具唯美主义类同性的中国君子群体饱含敬慕,力求以唯美主义风格,对中国君子风范进行异质文化表意重构。阿克顿在其小说《牡丹与马驹》与传记《一个爱美家的回忆》等记载中国之行的著述里,投射了中西文化交融与互鉴背景下,试图融入“他者”文化语境中的西方绅士形象,包含了阿克顿对现实中儒家礼仪践行的批判与反思。阿克顿亲身践行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段绅士蜕变为儒家君子的故事,为传播唯美积极的中国形象作出了示范。

体肤神貌:以苏轼诗翻译筑跨文化审美共同体

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承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译者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借《天下月刊》这一跨文化学术传播载体,将选译苏轼诗《东坡诗九首》作为中西文化互鉴的突破点。译者基于人类审美共同体建构意识,将复调性的仕人襟怀与儒家文化内涵,融入以古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翻译试验中。在英译策略上,译者创造性地从“体”“肤”“神”“貌”四个维度,对苏轼诗的文体、格律、意象、意境等文化元素进行翻译。译者通过译笔解构苏轼诗,采取缤纷的诗体,淬炼典雅的格律,斟裁意象的译笔,校雠意境的形神。译诗以文化互鉴视角,在异质文化土壤上传承接续中华文化根脉,打造了融情怀与文质于一体的中国古诗跨文化翻译范本。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文学共同体:《中国现代诗选》的新诗传统预设

《中国现代诗选》作为首部白话新诗英译本,是哈罗德·阿克顿与陈世骧基于中西文化共同体意识,向英语世界传播以新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智慧结晶。译者以古今中西文学互为共同体的理论高度,自觉打破文化壁垒,通过对20世纪早期新诗进行甄选与翻译,尝试以对当时国内尚未定型、仍在争论的新诗传统,进行以译介为目的之预设。首先,译者对中西合璧的新诗意象进行译评,具体从古代中国意象、现代中国意象、外来文化意象三个维度展开。其次,译者以仿古创新为标准,概述新诗通过扬弃古典诗歌传统,在气韵与章法上的探索与发展。在新文学运动炽盛之际,新诗译者基于文学共同体意识,对新诗传统在中西与古今文学间的碰撞与交融、扬弃与博采进行了考辨。《诗选》完成了新诗传统在译介层面的回溯与再诠,推广了以古典、唯美、传统、雅韵为标准的中国新诗。

义理与智识:基于文化记忆的陈普诗语研究

心怀天下与苍生,身寄功名与济世的儒家士大夫,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记忆,根植于他们的诗文创作与品德操行中。南宋闽人陈普作为此类诗人的代表,其诗风既有理想层面的客观义理抒发,又兼备现实层面的主观人格寄怀。陈普诗语的理学风格,既呈现所述典章“礼节”的“獭祭”特色,又表现为宣讲济世“心得”的“传道”特色,亦兼备以阐发人伦“规范”的“训诫”特色。陈普诗语的主体意象流露,通过山水意象彰显“仁智”为范的君子德行,经由辩证意象吐露“功名”为旨的济世心得,寄托史传人物隐喻主体“身世”的石堂先生形象。经由文化记忆的线索连缀归纳陈普诗语,有助于建构以理学思想为核心的诗文语料库,对传承中华文脉与传播中国形象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陈世骧与哈罗德·阿克顿交游考

陈世骧与哈罗德·阿克顿,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系结下了师生缘。陈世骧在阿克顿的引导下,走上了终其一生的中西文学互鉴之路。阿克顿的纯粹唯美主义汉学思想,经陈世骧的中国文化视角诠释后更显纯熟;身为青年汉学学者的陈世骧,也因邂逅良师阿克顿,而与汉学结下不解之缘。阿克顿与陈世骧在20世纪30年代,合作在原北大英文系系主任温源宁主编的《天下月刊》上翻译白话文新诗,又于1936年合译《中国现代诗选》,以“以诗译诗”的精湛译笔,首次将古韵典雅的中国白话新诗推向英语世界。20世纪40年代,师生为同筑未尽“还乡”梦,联手再译《桃花扇》,《桃花扇》全译本以卓越学术水准和纯粹诗化风格,成就了中英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羽图腾与白鹤岭:宁川名士崔世召的“振翮情结”

身为最具影响力的宁川文化名士之一,崔世召的文采、政绩与人格形象,在地域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究其精神气质,可发现其家族姓氏图腾与作为地域文化符号的宁川白鹤岭,具有相同的“振翮情结”。而在崔世召留下的大量诗文、史传及地方志等文献中,亦有大量由山、羽图腾与白鹤意象构成的文化符号,及以山、海、鹤、月为核心的地域文化意象群。以渊源学与符号学为切入点,厘清崔世召及其家族世系的精神气脉与宁川白鹤岭相关联的“振翮情结”,既有助还原崔世召的文化思想,亦可经由“振翮情结”,管窥古鹤场的地域精神气韵与崔氏图腾的意脉传承。

《哈罗德·阿克顿牡丹与马驹》中的“爱美家”情结

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爵士(Sir Harold Mario Mitchell Acton CBE)的《牡丹与马驹》(Peonies and Ponies)以跨文化的视角,将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异质文化为隐性标杆,名为仰慕中国,实以异质文化为他者之镜,探析两种文明邂逅下的文化碰撞与交融,以汲其成果为异质文化所用。这种拾取的目光,是既诞于自体文化模子,又衍生于相宜环境中的"爱美家"的文化追索。

哈罗德·阿克顿与L.C.阿灵顿之他者戏剧审美言说在Famous Chinese Plays中的体现

Famous Chinese Plays是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与美国戏剧学家L.C.阿灵顿于20世纪30年代合作翻译编撰的中国京剧经典曲目汇集。这部译作不仅融汇了两位译者作为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形式——京剧的关注,也倾注了两人对中国戏剧文化的个性化审美体认。这种基于西方文化而又寻求突破传统的异质审美取向的审美模子,在译介中撷取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养分的同时,也不自觉地融入了西方文化浓厚的受体因子的评介体系,既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也兼顾了西方文化体系对中国传统审美理念的个性化维度思考。

审美“东方式”在Peonies and Ponies中的运用略观

哈罗德·阿克顿爵士在抗日战争前来华,国内评论界对他的Peonies and Ponies(《牡丹与马驹》)关注鲜少,且多从其特殊时代寓意与文化救赎观着手分析。在Peonies and Ponies的行文背后,隐藏着一种审美"东方式"写作模子,带着来自异域的"他者"眼光,将西方价值观哺育而成的观照系渗入对中国风物的摹写中。将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审美"东方式"的运用、及阿克顿对它的个性化表现形式进行阐析,并探析该写作模子与现实断层背后所荫蔽的文化思想成因。

异语语境下的翻译策略在比较文学译介学中的运用——以《红楼梦》前80回杨宪益与大卫·霍克思英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译介学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良性的大规模文学翻译运动是文化兴盛的前提。译介学中的文学经典翻译研究,不但需要借助扎实的学术史料及版本学研究来厘清翻译思路、开拓异语语境学术眼界,而且必须重视审美体认和文艺学理论的结合,在审美上尊重放送者与接受者双方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从不同民族的审美理念出发,对文本翻译中的偏差作出详细分析。在翻译策略研究上,以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对《红楼梦》前80回英译为例,将两位翻译家的生平、译介理念与译本对照特点研究译介学如何从文本中"走出";再以细节对照个案研究译介学对"走进"文本的要求。

殖民主义创作期待视野之契合与落差在东方游记《菊子夫人》中的体现

在殖民主义写作场域下,东方形象常常出现"被女性化"的尴尬局面,更受西方读者接受的东方男性形象往往以阴柔见长,而东方女性形象中可贵的刚劲只体现在对西方无条件的膜拜,故凄美忠贞的"蝴蝶夫人"深植西方人心。通过皮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对既有"蝴蝶夫人"形象进行影响研究溯源的同时,发掘殖民主义创作立场下东方形象性格、性别、体格的弱化,及与现实主义风格下东方形象的真实性的差异,探究殖民主义创作期待视野下东方形象被弱化性别、淡化情感等文学创作现象的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视角下的宁德畲茶文化记忆

在当代,立足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民间文学的研究理念,深入探索地方民族文化记忆的继承与发展,有利于从经典理论的视角,展开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而宁德畲族茶叶文化,以丰富的表现形式,承载并传承宁德畲民"大众古俗"的历史记忆。畲茶文化记忆经由茶俗到茶歌,由口传文学到文字记载,暗藏宁德畲民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观。立足畲茶药用价值的畲民文学,以畲茶为文化符号,挖掘民俗史中的民族智慧,并延袭宁德畲民文化记忆。畲族民歌与畲家茶俗,记录了宁德畲茶从精品贡茶到规模化茶产业的畲茶种植史,也是一部宁德畲民致富史。而畲民茶文艺以丰富的文化演绎形式,立体生动地还原了宁德畲茶古俗,立足民族文化记忆,向世界讲述源于宁德畲茶的"中国故事"。

民歌与史传:宁德歌谣里的畲茶史话

作为宁德畲族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畲茶意象在世代传唱的民谣与民歌中频繁出现。畲歌与史传中的畲茶礼仪、品类、产区、采摘时序和品饮方式等,充满闽东畲族地域特色与民俗,再现了历史中的畲茶文化。文章发掘畲汉文化融合中、民族历史情境下、闽东山海地域旁的宁德畲茶史料,以建构更鲜活的畲族地域性茶文化形象,推进宁德畲茶产业发展。

思想史建构: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宁德畲族“信史”研究

思想史建构背景下的宁德畲族“信史”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思想相结合的文艺发展探讨。阐释畲族优秀史传的意义在于,接续民族文化记忆根脉,有利于民族树立文化自信,增进畲汉人民团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信史”的区域民族史纪传策略,有助于以史为鉴地开展民族思想史研究,记载属于宁德畲族人民的当代“信史”。基于思想史建构的视角,讲好宁德畲族思想史背景下的“中国故事”,也是宁德畲民唯美民族史诗传承的文化发展路径。

译笔瑰奇:哈罗德·阿克顿的《四则训诫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的历史学者与汉学家,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哈罗德·阿克顿选译冯梦龙“三言”小说,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既是其生平第一部汉学著述,又寄托了他的中国文学理想。《四则训诫故事》的译笔雅俗并举、瑰奇生动,被誉为“东方《十日谈》”。在注释环节,阿克顿以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引证大量汉学典籍为该书作注,向英语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汇编。同时,阿克顿通过强化楔子部分的归化翻译,彰显了冯梦龙“三言”作为通俗小说的伦理性色彩,擢升了译本的训诫意义。而阿克顿对译作篇目的甄选与编排,在不同章节间形成复调,与冯梦龙的创作动机相契,并与阿克顿对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期待融合,汇通了中西文人的文学理想。

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译《东坡诗九首》

20世纪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观点对立,以《学衡》与《新青年》为平台展开激烈论战。1939年,学衡派主将胡先骕与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天下月刊》合译《东坡诗九首》,以精湛的译笔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学经典之作。阿克顿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并立志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他对比古诗与新诗的创作成就,反对新文学在创作中尽弃文学传统。而陷于“南北之争”“二胡之战”的胡先骕,则认为新文学脱胎于古典文学,他以《学衡》《天下月刊》为阵地发声,力证新文学对古典文学应取传承借鉴的态度。胡先骕与阿克顿对苏轼诗的合译,以古韵为鉴、古今并举,旨在提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互鉴共存的发展观。

栖真清论与入世盛仪:英国爵士的百年道家印象

从阅读汉学译本到实践道家理论,哈罗德·阿克顿爵士近百年前的道家印象,呈现了牛津新唯美主义与新现代主义学者的文化“他者”视域。从道教栖真清论之“无为”到道家入世门径之“有为”,阿克顿对中国道家思想与道教仪轨的认知,在书本与现实的双向感知中走向立体。阿克顿将《易经》卦象卜辞、方术与秘咒理解为一体两面的道教世俗生存策略,并把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基督教信仰相融合,形成儒释道耶四教融通的跨文化信仰体系,使其成为现代西方汉学家以身悟道的第一人。

西方诗影与绮艳文藻:哈罗德·阿克顿对邵洵美新诗的选译

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选译了唯美主义诗人邵洵美的新诗,既是西方唯美主义诗歌与东方唯美主义新诗的再认,亦代表了阿克顿对20世纪30年代新诗人对西方文学过度借鉴的反思。史料研究视角,阿克顿对《蛇》的翻译语言与简介线索处理,潜在揭示了《蛇》的文本与诗风来源,从而更加明确邵洵美对史文朋与波得莱尔同主题诗歌间的借鉴关系。而阿克顿对邵洵美代表作《蛇》的选译,不仅可作唯美主义翻译的范本,突显了邵洵美的唯美—颓废的绮艳文藻,更足见译者阿克顿的精湛语言功底。

特立独行的牛津“爱美家”哈罗德·阿克顿

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自称“爱美家”,其特立独行的唯美主义文化观与纯粹唯美主义文学实践,使之成为牛津唯美主义风向标。阿克顿引领20世纪初牛津大学唯美主义文学风潮,被誉为时代牛津文学的无冕之王。兼贵族、天使与绅士于一体的个人魅力,使他成为现实版的唯美人文典范。阿克顿秉承纯粹唯美主义理论,成为牛津诗歌改革的弄潮儿。作为中国文学的翻译、评介与记述者,阿克顿毕生英译大量中国戏剧、古诗、新诗与小说,向西方读者讲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故事。文章依据阿克顿的牛津校友与学术友人对其的记述与评传,辅以《一个爱美者的回忆》的自述,从健谈家、“爱美家”与汉学家角度,还原牛津文学巨匠阿克顿的“爱美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