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程序规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运用专业技术知识对食品安全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专业化的特点要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本身必须达到科学、客观的效果。这一效果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精准的专业技术分析,也决定于评估所赖以进行的程序流程。正当化的程序具有中立化的效果,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评估过程中不同主体带来的主观性偏颇,实现评估科学、客观的效果。现有法律法规虽然已经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制框定,却也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制的运作留下了诸多程序性漏洞。对既有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制进行检视,分析其程序性漏洞,指出其完善路径,推进实现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才可为政府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桌面推演式教学方法浅议

桌面推演的教学方式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既可以训练学员的思维能力,提升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可以在接近"实战"的能力训练中,达到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效果。将其运用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教学上,对学员实战思维的形成大有助益。

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治国的结合点,也是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能够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内在机制。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就要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具体说来就是在法制运行的诸环节坚持以人为本。

政府主导推进的城镇化何以“自然发展”--一个中西法文化比较的视角

我国政府业已为城镇化进程设定了自然发展的目标。以法学视角观察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城镇化,其体现的是权利与权力间相互制约共同推进的发展历程,"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便是推进城镇化自然演进的元代码。中国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推进下的城镇化,传统法文化中孕育的强大政府权力使得权利无力与之进行对话,即便是以控权为指向的程序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为权力目的服务的工具。为使程序发挥应有的功能,需要通过对程序交涉机制进行完善,在权利与权力间建立起平等对话的机制,以实现权利与权力间的平衡,唯此才能推进城镇化的自然发展。

法家的功利价值取向与秦国的兴盛——社会发展与制度的价值合理性的思考

秦国的兴盛肇端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使秦国摆脱了兼并战争中的艰难处境,成为了战国首强。个人需要的满足即利益的实现就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动力,个人利益动机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法家思想恰恰体现着这种价值合理性。秦国在法家功利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自己的制度建构,这种以"个人私利"为核心的制度符合了大变革时期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度渐立的时代特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解放。正是这种功利取向的制度推动了秦国的兴盛,为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给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留下了启示。

民生权与社会权的属性差异和功能两分——兼及我国民生权的行权路径

民生权是积极权利,也是消极权利,其积极权利意涵与同为积极权利之社会权形似,且皆关乎生计利益的国家给付。借助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诠释两权之关系,可以发现:积极权利意涵之民生权是人们向国家主张生计利益的请求权;社会权是人们享有国家给付之生计利益的特权。两权属性相异,功能互补。我国生计利益请求权的角色由民生权担纲,是由民生传统的个殊性决定的。民生权与实质利益相连接,自有其实体性,同时又兼具程序性,这是其请求权属性和连接国家生计利益给付的特殊作用使然。就生计利益而言,实体性请求权的全面赋予会给国家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但是将其请求建立在程序性之民生权上则可以克服这一弊端。民生权能为民众参与民生立法提供助力,其行使亦能启动行政主体对生计利益的程序考量义务,在未获实现的情况下还具有启动诉权,进而寻求司法救济的功能。

打造良好法治环境 助推营口率先崛起

党中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口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也提出营口要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实现率先崛起的发展目标。要想实现党中央和营口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除了要加速发展营口经济,还必须打造一个良好的营口外部发展环境。本文结合营口实际,就如何打造营口良好外部发展环境,从如何打造营口良好法治环境的入手,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通过交涉的议决——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审议程序的检讨

国家立法产生于立法机关的议决模式。立法审议的质量决定着立法的质量,而审议的质量又决定于立法过程中多方主体进行交涉的质量。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审议规则中,有交涉得以进行的基本制度平台,却没有对交涉过程予以细化的程序步骤。遂导致现实的立法程序运作过程中,高质量的交涉难以实现。因而,欲提高立法质量,必须提高立法审议质量,其路径就是建构以对等、理性、有效、充分的交涉为核心的立法审议程序。

论悬置立法职权运作程序的正当化——从《立法法》第13条之“改革发展的需要”切入

为了平衡社会关系变动与法制秩序安定之间的张力,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通常会以在某一地区、某一时段授权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某些法律法规的部分规定的方式,助力该地区的探索创新,保障改革蹄疾步稳。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法律适用,即悬置立法,这一已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实际运用的权力进行了基本法上的确认,使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该项实然权力有了应然上的直接依据;同时也为这项权力的行使限定了条件,即以对改革发展的需要的判定为根据。如果说突破既有秩序格局的改革的合法性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的话,那么这种合法性的证成不单要求权力机关的授权之权要合法,还要求权力机关该项职权的运作要正当。要实现以法治方式推动改革,不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悬置立法这一实体权力的"享有"要合法,同时该项职权的"运作"也要合法正当。唯此才能消解这一权力运用中的恣意,保证对改革发展的需要判定上的正当。

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扎实做好本职工作

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蓝图,党内法规建设也是其中内容之一。本文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学习《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汇编》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总结了对党员遵纪守法的几点认识。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计,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论重大改革特别授权中的程序价值

重大改革特别授权由《立法法》第13条所设定,旨在为突破法律规定之改革试验提供正当性基础,同时对改革试行规则进行优化选择。此权力在立法上欠缺专门的程序规制,实际行权中又超出实体规定所涵摄的范围,因而自身正当性不足,其正当化改革试验之功能也因之弱化;该权力的实操程序粗略,欠缺反思功能,较难助益改革试行规则的优化选择。程序的交涉性特质能够约束重大改革特别授权的行权恣意,从而正当化其运作;程序内蕴反思机制,能够实现对改革试行规则的调适,从而优化其选择。只是程序功用的发挥以其具备相应的价值要素为前提,因此应围绕多元参与、多方合意、协商对等、主导中立、理性自治、反馈及时、适时终结、说明理由等价值要素对重大改革特别授权的行权程序进行设计。

农民权利及其公法维护

农民权利系农民基于城乡二元制度所定位之农民身份而享有。农民的身份性也为今天给予农民权利以公法保护提供了客观基础。宪法的静态规制功能是赋予农民权利以平等保护的前提,行政法的动态调整功能是给予农民权利以倾斜性保护的条件;农民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是对宪法合理性的证成,其享有和行使的程度是行政法价值的体现。

实行法治路线就是践行群众路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实现十八大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指明了方向,为新时期具体践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规划了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