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困境及其应对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关系紧密。有效发挥民族习惯法的作用,离不开对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在民族法治、良法善治、文化更新等要求下,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势在必行。少数民族习惯法面临的人治文化束缚、法治文化欠缺、相对独立性与价值问题,阻碍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以民族自治、合法化、价值与思维规范为路径,能有效应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困境。

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规范引入与优化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域,是推动平安中国建设、实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势必要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一2025年)》,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开展法治乡村创建活动,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

以大数据思维提升跨境警务执法合作效能

大数据已深刻影响警务工作,在跨境警务执法合作中的作用突出。大数据思维中的全样分析、相关思维、容错思维对跨境警务执法合作效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大数据思维基本属性与跨境警务执法合作基本特点,可以发现大数据思维与跨境警务执法合作的逻辑联系。大数据思维能助推跨境警务执法合作的便捷性、智能化、科学性、可视化,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鉴于现阶段跨境警务执法合作中大数据运用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大数据运用模式待校准、大数据法治规范不够完善、警务大数据人才培养不足等突出问题,需持续推进大数据思维运用体制机制建设、大数据思维理性培育、大数据法治规范保障、警务大数据人才引进培育,以提升跨境警务执法合作效能。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实践的演进历程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接续探索,反映出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纵贯中国现代化进程各个发展阶段,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底色、中国式的发展特色,是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认识不断深入、战略不断成熟、实践不断丰富而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新的力量.

“人情”社会的现实与“法治文化”的出路——从构建公民参与性法律机制谈起

我国现阶段依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在历史的文化传承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在当前建设法治文化的基本背景下,对于人情需要加以更多的重视。中国国情具有丰富内容,人情社会是我国当前不容忽视的现实,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人情也存在妥适与非妥适之分。妥适的人情对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着促进作用,相反则会起到阻碍作用。进一步分析"人情"与"法治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界定二者之勾连,找寻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在公民参与的法律机制下,能够更好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为最终实现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助益。

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及其出路

当前体育法治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制约了体育的法治化水平。具体来讲,其文化困境主要体现为体育法治的认同度有待提升、体育精神未充分彰显、体育法治面临实效性危机,以及体育法治中人本主义有待建构。主要原因在于体育法治自身规范体系存在缺陷,体育司法和执法不力影响法治认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法治精神与体育精神尚未有效契合。有必要完善体育法律规范体系,加大体育司法和执法力度,净化与发展体育文化,扩大公民有效参与,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培育充分体现规则意识、法治观念与人本价值的体育法治文化,促进我国体育法治发展。

乡村振兴的规范困境与法治应对

将乡村振兴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乡村“良法善治”、推进乡村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一环。乡村振兴与“良法善治”、乡村治理法治化、乡村法治文化存在紧密联系,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有效的规范指引。目前,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有待完善、乡土文化语境中存在法治误识、乡村法律服务相对匮乏,这些问题成为乡村振兴和规范有序发展的现实障碍。对于乡村振兴面临的深层次规范困境,有必要通过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来推进乡村文化的更新、纠正乡村社会中的法治误识、健全乡村法律服务体系,以疏解乡村振兴的规范困境和巩固乡村振兴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共性与个性:“法律人”思维的多种可能

"法律人"的思维包含思维共性和思维个性,源于"法律人"的职业性格与本质属性。"法律人"共同体,由于专业技能与职业所需,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共性,但是在处理法律案件中并非总是有效的。共性思维是一种思维定式,存在的缺陷给"法律人"的思维个性留下了空间。"法律人"的思维个性在处理法律问题时则会让"法律人"不自觉地带入自身的价值观。"法律人"思维共性与个性为辩证统一关系,二者良性互动不畅,易造成"法律人"错误思维。唯有思维共性与个性良性互动,避免陷入思维定式,才构成完整的"法律人"思维径。

论“全面从严治党”下的法治建设:价值与文化

党作为法治建设的领导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离不开党的先进性指引。全面从严治党有益于党的正确领导,为法治建设的科学性、合法性与有效性提供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辩证统一,共同服务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通过二者的有效互动,彰显全面从严治党对法治建设的深远意义。反腐倡廉的法治化、党内法规建设的体系化,给法治建设提出新要求,给法治理论研究提出新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可借助已有法治建设成果,提升宪法法律权威、深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从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规范化、系统化。

从“不合法”与“违法”认定看法律语词理解

"不合法"与"违法"在现实法律语境中时常被混同使用,掩盖了二者的真实差异。审视学派争议下的法律概念,可为"不合法"与"违法"认定提供广阔视野。在对立的学派争议中,挖掘"不合法"与"违法"的真正差异和可能存在的关联。在语境论与言语行为理论中,二者的内涵呈现出多样性。在法律语词的理解中,语言分析方法能帮助人们认识法律语词含义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规避对法律语词理解之成见,但无法给出客观、唯一的答案。作为一项极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语词的理解需要不同主体发挥自身的理性与才智,通过合法、论辩、审慎与民主的程序性保障来获得对法律语词的理解共识。

高校法治文化培养略谈

高校是法治教育的重要领域,注重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培养,需要关注高校法治文化培育。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存在欠缺,有必要加强法治文化培植。要合理定位与界分层次,以便科学有效地推进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治精神培养。法治文化具有特殊的内涵,与当前的依法治国背景相适应,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法治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加强高校中的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文化互动,共同为实现依法治国提供助力。要创新培养进路,从网络科技、校园文化、实证调研与教育领域整合角度,进一步推进高校法治教育,为培养具备法治文化的人才提供可持续动力。

论全面从严治党与法治建设的互动状态

全面从严治党与法治建设具有紧密联系,二者的互动具有必要性。在理论与实践中二者的互动有待完善;法治在党建中的作用有待发挥;党建对法治建设的意义有待挖掘,导致二者互动的理论相对缺乏。在互动关系中,寻找符合国情的党建之路,契合政治需要的法治之道,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人民主体性地位。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法治建设,法治建设同样有助于提升党建效果,在理论与实践中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与法治建设的互动不可或缺。

清代省例的法律范式考据——基于《治浙成规》和《福建省例》

以《治浙成规》和《福建省例》为据,可以管窥清代省例在制定主体、涵摄内容与公布方式的特性。清代省例的立法主体,以省级长官为主,也涉及特殊立法主体。清代省例所载之法律事件以行政类为主,经济、民事类等事件占据较小比例。基于立法主体不同与内容的不同,呈现多样法律公文类型。清代省例的法律范式是对国家律令的有益补充,体现国家法制整体化的范式特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基于部分文本的分析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体现。深刻认识并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依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法学思想散见于不同的文本,考察并认识其中与法学相关的问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要切入点。部分文本包含了法律的起源、价值、法与国家的关系、法律的社会基础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可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脉络,为反思现实中的法治建设误区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传统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张力——兼论中国古代民法欠发达的原因

近代以降中国法律文化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路径,从古代"民法"切入,凸显传统与现代法律文化之间的张力。传统社会中的家族本位、重农抑商与权力意识并不利于形塑现代自由、平等之观念,严重制约契约关系的发展,而重视诚信、集体利益与和谐社会可以为民法的发展提供本土资源。从中国古代民法之不发达,可以管窥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导致中国人缺乏民法文化与意识。认识并调节传统与现代法律文化之张力,发扬现代民法之精神,不失为推进现代法律文化发展的重要面向。

法治理念中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及平衡——立足于法律规范视角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基本问题,包含着丰富内容,是法治现代化不可不面对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公民个体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在中国转型期更带有中国语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法律规范作为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权利与权力在其中各自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也面临着紧张关系,权力的良好运行与权利受到充分保障之间似乎难以维持平衡关系。

张力与互动:文化与法治关系的法理剖析

文化的内涵丰富,包括外在习惯、风俗、礼仪与内在思想、精神、道德等意蕴。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产物,文化来源于人,人的生存和发展亦受文化影响。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略,同样来源于人并服务于人,涵盖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建设,与内生于社群的法治文化。作为优秀文化的代表,法治文化应秉持文化扬弃的进路,注重法治文化的外在和内在面向,以符合法治规律与文化本质的路径推进法治文化的培养。此过程中,文化与法治的对立统一关系得到彰显,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成为必要。

司法新闻被娱乐化困境与出路

司法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司法新闻呈现出娱乐化的困境。司法新闻被娱乐化是司法的畸形发展,严重制约了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制约着法治中国的建设成效。化解司法娱乐化困境需要整体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提高新闻媒体的法治思维,构建司法信息公开程序机制,提高法官慎言意识,司法新闻报告与评论的实名化,新闻媒体协会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良性交流等。

论中国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养

法律为人本之学,法治实践需获得公众之认同。信仰具有多重意蕴,包含着主体于对象的深刻认同与希冀,法律信仰是指人们对法律之公平正义精神的接受与期待。然而,现实中法律信仰的缺失对我国法律之进化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培养法律信仰需注重在传统与现代法律文化之间,调和法治的理想图景与现实情境,塑造我国法律信仰的人本意义。法律信仰之根本在于对法律的深刻"认同",此种认同更多来自于人们对自身的利益考量与对法治生活的追求。法律信仰的培养,有赖于法律贴近民众、利益于民。

法治地方化进程思考——基于国家法治整体性考虑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各个地区相继提出法治建设口号,旨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理论与现实存有差距,着眼现实中地方法治建设出现的地方化倾向,存有诸多值得警惕的误区。在地方法治建设中不适当的措施会损害法律权威与统一、导致过度政治化、缺乏民众参与、法治建设大跃进和法治建设口号化倾向。完善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克服法治地方化存在的弊端,重视培养法治人才、淡化法治建设政治性、沉淀法治文化等,以助于实现中国法治的整体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