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商总会对五四在地化的迎拒

热衷孔教的香港华商,与前清遗老在香港塑造出一股保守的民族主义,令五四新文化运动久久未能进入香港。然而华商总会的核心人物对于五四的态度不是单一或铁板一块的,并且前后期的核心人物对五四有不同的迎拒态度--由新旧难存到新旧并存。后期华商总会主席黄广田便特意聘请爱好新文化的文人在《华商总会月刊》担任编辑,并设有文艺专栏刊载新文学文章。这既是时移世易后新领导人的个人思想世界发生的变化,也是因应港府外交策略的改弦易辙而有趋向新文化运动的因时制宜,诸种问题实关系到香港社会内部以至中国国内政局的复杂转变。

《东方杂志》所见之清末藏事评议:以1904年英军侵藏为例

1904年《东方杂志》刊载了大量的涉藏文献。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三大主题:一、剖析英人侵藏的深远谋略;二、监察清廷当局的对藏方略;三、向国人力陈西藏危机与民族家国的存亡关系。这三大主题总体上又可归纳为一个中心,即旨在敦勉朝野多加重视藏事发展态势,借以兴发民族危机感和守卫国土完整的情意。《东方杂志》上的诸多涉藏报导和评论,在向国人披露英军蚕食鲸吞中国国土阴谋的同时,也展示了西藏与祖国内地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有助于兴发国人维护国土完整的情感,在今天对于人们了解西藏真实的历史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东方杂志》上的这些文章,我们还能了解到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世变下如何借报刊实践经国济世的情志。

唐君毅学思主体意识的时代意义

从个人乃至民族文化精神生命之主体性确立,唐先生均离不开"仁"德这个儒学核心义理。无论世界如何转变或思想危机如何深重,只要以"仁"为主体思想价值的伦理道德不变,则个人与民族的精神生命、文化传统便因为有所寄托而得以与时俱进、生生不息,并且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再生展。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胡适出任中英庚款委员始末新探

梳理新发现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与一份专访胡适的美国报刊文稿,可以发现胡适出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过程几经波折.胡适在获得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提名后,因英国内阁更替而一度失去候选人资格,在其委员提名进入审议阶段时备受质疑,其提名获得通过后又因政治言论而受到英方猜疑,后因胡适对五卅惨案的表态才使英方同意任命.重新探究胡适的任命始末,可以补充胡适研究的不足,并对重新了解英国退还庚款的各种政治考量有所裨益.

新知识与旧传统的断续:章太炎与五四的一代

章太炎与五四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多有对立。五四前后冒起的一代人虽曾深受太炎影响，但他们因应世变而亟欲摆脱太炎学术的影响，以新知识取代旧传统，透过怀疑古史、废弃汉字、重估一切价值企图实现“再造文明”之梦。本文以章太炎与五四那代人如鲁迅、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及傅斯年的学思互动，观察他们如何审视和评价对方。在这过程中，可看见他们彼此间或断或续的学思关系，显示大家在同一的改造国家、社会目标下，于文化意识或学术方法上尽管有差异，但到国家危在旦夕时，学术畛域又不是那么壁垒分明。同时，本文亦将说明，在太炎逝世80年而五四迈向100年之际，太炎在清末民初形成的一些学术主张，不但未为五四那代人突破，直至今天仍有其前瞻性。

鼎力相助凝和谐

企业的发展靠和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首先应处理好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在互信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和谐关系，才能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获得更多的施工任务。我们在处理与业主的关系上，做到明确职责，坚持相互尊重、互相支持，经常换位思考，经常沟通联络感情，达到了和合共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