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风俗与法律:村规民约促进移风易俗的方式与逻辑

自古以来风俗承载着社会教化功能,具有深厚的地方文化特性。移风易俗的方式既有文化宣教手段又有规约治理手段。从治理论视角来看,移风易俗主要依赖基于"地方性知识"而形成的村规民约。通过实证考察黔东南地区瑶白、华寨、黄门三村发现,村规民约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村移风易俗的原因主要是旧有乡风礼俗过于繁复,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精神,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集体议定的移风易俗村规民约不仅内容细致具体,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风俗之治"与"法律之治"的治理范围及治理机制并不一致,"风俗之治"能够弥补"法律之治"的不足;乡村精英强有力地推进了"风俗之治",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具有比较好的实效。

嵌入式法治:基于自组织的乡村治理

通过调查黔东南地区归平侗寨房族组织结构及其特点发现,房族组织是当地重要的乡村自组织,法治巧妙地"嵌入"族规和纠纷解决之中。乡村自组织资源非常丰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法治推进的本土资源。法治嵌入乡村自组织主要有制度嵌入、规则嵌入以及行动嵌入三种方式。制度嵌入主要通过"行政权主导乡村自组织制度设计"机制实现;规则嵌入主要通过"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转化"机制实现;行动嵌入主要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实现。基于乡村自组织的"嵌入式法治"是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模式,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目标的关键。

“律”义探源

从"律"字的两个基本构件入手,先后分析了"聿"和"ㄔ"的含义。甲骨文""字本义可能为"手执律管吹奏"、"手执硬笔刻写"和"手执权杖管理",而其引申之义为"统一、协调、标准、区分、界限"等。甲骨文中的"ㄔ"记为"",此即为甲骨文中"行"()的半边,"ㄔ"之义为"小步",其义大概来源于"行"。"步"在古代为测量单位,引申为"标准"。古人借助已有的"聿"和"ㄔ"组合成"律"字用来指称定音标准。"律"之本义为"音律",作为调音或定音工具,因而具有"规范、标准"之义,后演变为"军律"、"历律"。商鞅"改法为律"之后,由于统治者更为重视法律的"规范"功能,逐渐以"律"取代"法",用以指称成文法典。

网格化简约治理——基于湘北L县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考察

2020年初,湘北L县主要采取网格化管理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其常规网格架构包括部、网、格、子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发端于城市社区治理,其最初功能是构建高效便捷的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后被赋予综治维稳等功能。常态网格在乡村治理中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也较明显。L县农村属于比较典型的中部地区分散型农村,政府过度依赖常态网格进行乡村治理,疫情防控中常态网格长时间高度组织化运行,治理成本较高,后续防控乏力,难以实现精细化治理。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其他乡村治理事务都应充分激活调动网格内自治力量,将组织一元化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转变为多主体参与的"网格化简约治理模式"。

乡村治理中多元规范的冲突与整合

乡村治理多元规范类型包括正式规范、准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分别对应于官治系统、官督民治系统、民治系统。各类规范在乡村治理互动中可能会产生冲突,冲突主要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冲突主要是各类规范体系内部的冲突,外部冲突主要是各类规范体系之间的冲突。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逻辑的差异。乡村治理多元规范的整合包括内部清理整合和外部结构优化两种方式,内部清理整合主要包括正式规范内部整合、准正式规范内部整合、非正式规范内部整合三个方面,外部结构优化须构建以正式规范为基础、准正式规范为核心、非正式规范为支撑的多元规范结构。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村规民约之路:历史、问题与方案

村规民约的制定一般都以国家法律为指导,同时最大程度吸纳传统习惯法内容,也会制定一些新的规约改变传统习惯,从而形成新的习惯,糅合了国家法与习惯法两种秩序。当前村规民约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大会、合法与违法、执约小组与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与人民法院四个维度,涵括村规民约的制定、内容、实施及救济等方面。当前通过村规民约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应该从四个维度入手,理清其中的关系,针对其中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及对策。

变迁中的习惯法:原因、动力及走势——基于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田野调查

从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发现,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环境的改变是导致习惯法变迁的主要原因。乡土法杰推动、基层政府主导及村民日常生活诉求三个方面是习惯法变迁的动力实践机制,单独或共同推进习惯法变迁。习惯法变迁的方式有改造和摒弃两种,无论何种变迁方式都不会导致习惯法这套规则体系的消亡,消亡的只是个别不合时宜的习惯法规则,这是由习惯法的普遍性、民族性、典型性以及客观性等特质决定的。习惯法变迁的程式就是习惯法续造和重生的过程,变迁的结果走势就是产生出与时俱进的新习惯法,习惯法经过变迁后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呈现。

乡土法杰与村规民约的“生长”

现代村规民约是国家法与习惯法融合的产物,习惯法是构成村规民约的重要基础。乡土法杰对村规民约的理解和认识是广泛意义上的,并不局限于村民会议所议订的村规民约。传统社会乡村精英在乡约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随着1949年以后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下沉",乡村精英所具备的传统型权威基础受到冲击。尽管改革开放后基层政权呈现出"悬浮"状态,但这并不能恢复乡土精英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当代村规民约是国家政权对乡村治理和管控的重要方式,从中可以发现国家权力的作用和影响。乡土法杰精通习惯法和国家法律,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乡土法杰在处理日常纠纷中灵活适用习惯法,极大地推动了村规民约的"生长"。

从一元到多元：乡土精英的身份变迁与习惯法的成长

从一元走向多元是当今中国乡土精英身份变迁的主要特点之一,由此催生出身份多元化的"乡土法人"。乡土法人的权威类型出现多元化,维持地方秩序的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乡土法人"通过选择不同的权威类型,从而灵活地处理地方纠纷。权威与秩序贯穿于习惯法的实践之中,"乡土法人"适用习惯法的过程就是习惯法的成长过程。人生史叙事是描述习惯法成长过程的方法论,不仅从空间维度上的"自我"与"他者"转变为时间维度上的"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而且将习惯法的研究视角从静态的制度层面转变为动态的习惯法传承与实践层面的研究。

“大调解”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实际运行状况如何,法院参与构建大调解机制是否存在必要性,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对法院在"大调解"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法院的角色定位为"参与者"可能比较合适,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中承担指导服务和保障作用。

房族组织、秩序生产与乡村治理法治化

田野调查发现,北侗地区房族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但是内涵较为复杂,既包括类似于汉人宗族中的房支,同时也指涉类似于汉人宗族的组织。房族组织在房族范围、姓氏组成、血缘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明显的治理功能。房族组织主要通过协助村务、主导公益、族规引导和纠纷解决四种方式参与乡村治理,主导并生产乡村秩序。房族是典型的乡村自组织,乡村治理法治化应注意运用自组织资源。

巫蛊、信仰与秩序的形成——以湘西M乡“中蛊”现象为例

本文从湘西自治州M乡的"中蛊"现象出发,重点讨论巫蛊信仰、巫蛊功能以及巫蛊规则等问题。通过田野调查及个案研究发现,巫蛊信仰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内心的确信,这构成了巫蛊文化的心理基础。巫蛊具有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功能,巫蛊功能的发挥一方面依靠作为心理基础的巫蛊信仰,另一方面依靠具体的巫蛊规则。巫蛊规则符合"另类规范"的特征,应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另类规范","另类规范"对于地方"小传统"社会秩序的形成及维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断裂与延续:新旧法统“决裂论”辨正——以“废除六法全书”与“司法改革运动”为中心

通过考察诉讼档案等相关史料,从政治表达与法律实践两个角度来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废除六法全书'和'司法改革运动',辨正新旧法统'决裂论'。从政治表达层面来看,关于废除六法全书和司法改革运动的文件、指示及命令等都明确表示要与旧法统决裂,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整套阶级化的法律话语体系。从法律实践层面来看,建国初期的立法实践、司法实践和思想改造实践均显示出新旧法统之间的内在延续性,这种内在延续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国家权力的介入而骤然断裂。政治表达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背离,使得新旧法统之间呈现出断裂与延续的不同面向,研究者们只有同时关注这两个面向才不会导致结论的偏差。法律继承是既存的客观事实,并不会因为政治权力的介入而中断,当前法治中国建设应该注重法律继承问题,可以批判性地吸收以往的法治建设经验。

民法典编纂中的民事习惯调查:历史、现实与方案

在现已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民事习惯被赋予补充性法源地位,然而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笼统,无法准确知晓民事习惯的具体内容。清末民初两次民事习惯调查的组织经验和调研方法对于民法典编纂不无借鉴意义。当前民法典编纂启动民事习惯调查存在现实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体现在民事习惯作为客观事实、民事习惯与民法典之间关系以及民事习惯的司法适用三个方面。从调查机构设置、调查章程、调查人员、调查经费、调查程序、内容及期限等方面可以大体勾勒出当前民事习惯调查的总体方案。

“送法进村”与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建构——基于皖西华县农村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实践的分析

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旨在向基层提供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国家从人员构成、服务内容(主要职责)、介入渠道、经费支持、服务方式、工作留痕以及监督考核等方面对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规定。华县田野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实践中存在诸如法律顾问来源单一、法律顾问难以嵌入乡土社会、民众对法律顾问信任度不高、法律顾问服务动力不足、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以及工作留痕流于形式等困境。国家推行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目的在于将法治及其所代表的法权体系延伸至乡土社会。农村法律顾问通过普及性法律服务和个别化法律服务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提升民众总体性法意识”“政治服务”“法治引导”“纠纷分流”等功能。当前应从提升农村法律顾问的精准服务能力入手,提高法治建构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性。

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治理有效'就是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文化之维:宋代司法的再审视

读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柳立言先生近期力作《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一书，不但令人从枯燥的史料中感受到了一份“惊险”与“刺激”，而且近距离“触摸”到宋代司法。该书系统探讨了宗教与身分两个因素与宋代司法的关系。毋庸置疑，司法并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的“绝缘式”存在，而是与社会文化诸要素错综复杂地紧密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互作用和影响。如美国学者庞德就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学者梁治平也认为，应“在文化中探求法的精神”。（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倘若从这个维度来审视宋代司法，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宗教”与“身分”是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

文书、生态与文化:锦屏文书研究的新进展——2017年第四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综述

锦屏文书为清水江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1月18日至11月20日在贵州锦屏文斗苗寨召开。与会学者主要围绕"文书、生态、文化"主题,从"锦屏文书研究的总体回顾和思考""锦屏文书的收集整理与利用开发""锦屏文书与法文化""锦屏文书与生态文明""锦屏文书与社会治理""锦屏文书与民族文化""锦屏文书与宗族家庭"等七个方面展开讨论。从研讨情况来看,当前关于锦屏文书研究呈现出"具有理论自觉性和反思性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的广度进一步拓展"以及"研究的深度进一步推进"三个方面的特点。

困境与出路:对我国民间慈善捐赠现状的思考

慈善捐赠是指个人或组织将拥有处置权或所有权的财物交与他人使用或拥有。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发展我国民间慈善捐赠事业,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整合、丰富社会保障资源,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民间慈善捐赠,应加大对慈善捐赠的支持力度,努力培育公民的慈善意识,加强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建立健全慈善捐赠相关法律和制度,创新慈善捐赠的方式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