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存在风险救助吗?——基于企业超额商业信用供给的视角

供应链关系是企业在激烈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匹配的2003—2021年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关系对数据,考察供应商是否会对高财务风险的客户实施救助。研究发现:客户财务风险越高,供应商超额商业信用供给越多,证实了供应链风险情境下的企业间风险共担行为。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销售潜力越高、供应商维系供应链关系的意愿越强时,客户财务风险与供应商超额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商面临高财务风险的客户之所以选择救助而非远离,是基于转换成本的考虑。超额商业信用供给降低了供应链风险联动,增加了供应商的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对企业超额商业信用供给决策提供了供应链层面的实证证据。

企业集团委托贷款与全要素生产率:“价值创造”抑或“价值减损”

利用委托贷款数据,考察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显著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体现为“价值减损”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通过降低研发创新和加剧代理问题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当委托贷款流入中西部地区或产能过剩行业时,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以及良好的内外部公司治理则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规范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引导非正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委托贷款违约风险传染与企业银行借款

违约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一种表现形式,现有研究忽视了委托贷款的违约风险。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数据研究发现,委托贷款借入方违约导致贷出方银行借款可得性下降。当贷出方两权分离程度和融资约束较高时,其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风险传染;货币政策从紧时期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风险传染更容易发生。进一步研究发现,借入方违约通过提高贷出方的经营风险,降低了贷出方银行借款可得性。本文为企业间风险传染提供了实证证据,对于企业委托贷款决策、银行授信决策和监管部门防控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国企混改会激励企业捐赠吗?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手工收集的国企混改数据,研究了国企混改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研究表明:国企混改过程中,股权深入度、控制权转移以及股权制衡性显著增加企业的捐赠水平,而股权多样性对企业捐赠的影响不显著。基于融资约束以及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机制检验发现,国企混改通过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捐赠。拓展性分析发现,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捐赠的提升作用比垄断性行业更强;相比于央企,地方性国企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国企通过混改,增加了企业捐赠,进而提升了公司价值。

客户风险对供应链关系持续性的影响

以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客户风险对供应链关系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风险与供应链关系持续性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企业存在“风险规避”行为;供应链关系互动程度和供应链关系依存程度会弱化客户风险与供应链关系持续性间的负向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供应链风险传染会降低企业与风险客户维系供应链关系的意愿;企业更可能中断与大客户、低销售潜力客户的供应链关系;企业融资约束越高、具有法律背景董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货币政策从紧时期,客户风险与供应链关系持续性的负向关系越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对高杠杆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高杠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公司的高杠杆成本越低;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抑制了客户、竞争对手及员工驱动的高杠杆成本;企业社会责任通过降低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高杠杆成本,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其正面作用的发挥。

分析师跟踪网络与企业突破性创新

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为企业财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分析师跟踪网络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踪网络能够发挥信息传递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作经验丰富和学历高的分析师跟踪网络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在吸收能力强、高新技术行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分析师跟踪网络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效应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