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邪”与清代假命案的形成与处理——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讨论

有清一代,凡最终确定并不构成关系人犯罪的命案称为假命案。在对假命案的处理过程中,涉案人及州县官员均有借用“遇邪”之类理据来促成案件和解的行为。虽然百姓以死者“遇邪”为由和解命案的背后多隐含金钱因素的推动,但知县为了顺利结案,对于这一结果往往乐见其成,甚至在审案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主动引导涉案人确认死者遇邪身亡之举。然而,由于朝廷以儒家思想规范社会,总体上不容妖邪鬼怪之说,州县在上呈详文中又往往隐去“遇邪”的死因记录,以致档案记载的司法状况多呈混乱。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此类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司法实践会造成案情中许多对社会生活史和法制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真实细节的遗失。

朱德与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民主共和国以后多次挽救共和制度的大事件之一。这场大战的中心和前沿都在朱德的故乡四川,其泸纳主战场是朱德为护国战争建立殊功的所在地。在这场大战中,尽管朱德还是一位中级军官,但他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准确把握敌我态势和力克强敌的战机,为护国战争的胜利立下奇功,初步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略家、军事家的风采。同时,朱德还表现出对这场战争不同凡响的主观认知,形成了护国战争的胜利乃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他领导的整个辛亥革命都不可能真正挽救人民于水火的明确意识。这一高远意向推动朱德很快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成长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

性别史视角下法律关系中性别平等的实现--以国民政府通奸罪立法之争为例

1934年国民政府修正刑法时,围绕通奸罪立法爆发了一场争论。从性别史观看,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立法者与妇女界对于法律关系中两性权利事实对等与观念平等的认知错位,也揭示了当时性别在法律关系中存在样态的复杂面相。女权主义者们虽然通过妇女运动在争取两性法律权利平等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同时也承认了附加法条对男性有利的规定。这个带有妥协性的最终结果表明,由于性别动态地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中,所以法律关系中的两性权利平等必须与其他社会关系中的两性存在现实在一定限度上达成相容性。就此而言,通奸罪立法向某些现实性不平等妥协而未能实现两性法律权利平等是具有合理性的社会样态。

再论青年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救国理念

青年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影响十分深远广泛的名言,在思想上应受到经由陈独秀、蔡锷等人传至中国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日本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但这句中文名言应是毛泽东首先使用而流传于世的。青年毛泽东在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时深入批判了中国传统身体美丑观和身体动静观,从一个独特视角提出了强体健身、文武并重的新民见解。从现代体育观的维度为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缺陷,改造国民性,寻求新的救国之道增加了独有的内容。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逻辑理路与现实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笔谈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并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为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办好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由成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学术期刊中心主办,《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承办,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成都理工大学等院校专家,组织召开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特点及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功能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度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学报编辑部现将与会专家的发言以专题形式编发,以飨读者。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与抗战民众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战争动员的根本在于民众动员，民众动员的要领在于激发民众在战争中的历史主动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为此，中国共产党除了努力促使“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国的统一战线政府”外，更在抗日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实行广泛的民主选举，建立起各阶级联合执政的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

民众情绪变化与抗议二十一条运动

山东问题作为一种宏观的长远利益,难以成为一般民众关注的焦点。而要将少数精英首先觉悟到的利益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激化民众情绪,形成社会运动,舆论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战爆发后,从舆论上看,国人大体持局外中立观点。日本出兵山东之际,事态愈发严重,但能启动舆论工具的文化人对山东权益归属尚存希望,民间反应主体商界力求平稳,仍未能引发大规模民众示威运动。直到日本二十一条要求逐渐公之于众后,民众情绪才愤激起来,但由于当时号召民众奋起斗争的观念对寻常百姓的鼓动作用终归有限,激发民众情绪激越化的因素单一,文化人反对采取过激行动,以及商界倾向采取平稳的运动方式,决定了民众抗议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运动迅速走向平静的发展样态。

人类解放民族解放与个性解放的统一——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解放思想新论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新思潮派曾猛烈批判传统文化,大力倡导个人冲破一切封建束缚,实现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既有的研究对新文化运动破除旧文化束缚的片面性作出了十分深入的阐论。但是,还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绝不仅是一个破旧的运动,更是一个创新的运动。当时的新思潮派在倡导个人突破传统束缚、实现自我解放的同时,也把个性解放、人类共同解放与民族解放三者统一起来,努力追求一个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人类共同幸福的新世界。这一点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也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战时特殊利益空间中的国家、基层与民众——从抗日战争时期兵役推行侧面切入

抗战时期,中国国内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体系,但原有利益空间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国家、基层和民众仍为国内利益空间中的三大结构。作为社会存在,这三大利益结构之间的差异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因此,在抗战役政推行中,三大利益结构之间始终存在利益博弈,产生了众多复杂的纠纷,内耗了抗战力量。但此类博弈在本质上主要属于具有自在性的社会问题,必须从社会问题的视角加以讨论,才有可能逼近其真相,认识其存在与演变规律。

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

对清政府将粤汉、川汉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过去的研究皆从绅商和人民保路与革命的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从政府应对社会性危机的角度研究这一事件,着重阐释清廷在处理路事过程中在哪些关键问题上作出了错误选择,从而导致事件向最严重的方向发展,以至于造成王朝倒塌的结果。

论孙中山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的理想

孙中山看到资本主义起点平等制度本身与平等之间存在着不相容性 ,同时也意识到没有效率的平等与平等之间也存在着不相容性 ,并力图加以解决。这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由于他未指出平等与效率只能相对统一 ,仍希图找到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的理想途径。孙中山所以相信在主要经济领域消除产权归属的竞争后仍能保证经济的高效率 ,关键在于他不看重管理的效率 。

早期共产党人的体育救国思想——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中心讨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众多仁人志士参与讨论,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救国救民大潮中,形成了体育救国的一大思想潮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掀起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思想启蒙大潮。陈独秀和青年毛泽东分别从批判传统文化重文轻武、主静恶动观念的角度为体育救国理论发掘了空前深刻而丰富的思想资源。

论近代中国的新乌托邦──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社会理想的演变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的理想国都是纯粹的农业乌托邦。进人近代社会以后，追求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的工业乌托邦逐步形成，取代了古代的农业理想国。平等与效率的统一是人类理应追求的目标，但二者的完美统一却永远只能是美好的理想，强为实现的结果必然是效率的消解。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种新乌托邦始终是众多志士仁人的理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近二十年儒学讨论看东亚区域意识的强化

1978年以后 ,关于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持续了二十多年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众多学者参与了这一讨论。在讨论中 ,认同儒学对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儒学是东亚社会教育的根本 ,是东亚经济成就产生的文化根据 ,是东亚人的心灵皈依之所成为主流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区域意识的心理和情感基础。东亚区域意识作为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共谋发展的观念是有正面意义的。但全面强化东亚意识 ,以此对抗“西化压力” ,导自区域自固观念的强化就既不可能 。

中国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民族学院联合主办，中共西宁市委、市政府协办的“中国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8月10日至14日在西宁市召开。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和解放军军事院校的79位学者出席大会。54篇学术论文通过评审入选大会讨论。在大会开幕式上，青海省委副书记姚湘成、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讲了话，青海省副省长棉东生、西宁市委书记郭汝琢介绍了青海省、西宁市社会经济情况和青海省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思路。

从平等与效率的完美统一到“效率优先、兼顾平等”

在中国近代,追求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的工业乌托邦逐步形成,取代了古代的农业理想国。这种新乌托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才逐步把平等与效率的统一由空想化为了具有实践价值的思想。

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奕对近代外交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 ,但他的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大防” ,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不自觉的开创者。

重评淞沪会战的战略意义

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最重要的一次会战,但其战略意义在学界却存有争议。充分的证据显示,淞沪会战并未产生一些研究者论定的打破日军及早控制武汉的战略意义,未为中国军队持久抗战博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和有利的战略态势,更未为东部工业和人才西迁争取到更多时间,也未发挥维护中苏物资交通线的战略作用。此战过早地使中国抗战在实际上由局部战争转化为全面战争,对作为弱国的中国在本土抗战实为不利。会战在战略上的无形意义在于优化了中国抗战的精神环境和国际环境,有形意义在于客观上促成国民政府及早西迁重庆,全面展开大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中国持久抗战具有全局性影响。

政局动荡时期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从李思纯《金陵日记》《吴宓日记》《胡适日记》中窥见

中国科举制废除和民国新政制建立后,中国学人的治学及其他谋生手段等外在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日常生活习性、情趣喜好等更为本真的生存样态却并未根本变动。从四川大学一位重要而其名不彰的大学者李思纯留下的一部从未示人的日记,并参以吴宓同期日记和胡适活动于学人圈内时期的日记,可见直至1940年代,中国学人在更本真的生存样态方面仍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士"的生活习性与情趣喜好。科举制的废除及民国新政制的建立,对中国学人的影响远没有现存研究认定的那样深刻与彻底。

历史研究运用“三论”方法的层次问题

在历史科学现代化进程中,经过一部分探索者的努力,历史科学在引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科学方法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但是,应该看到,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三论”的方法怎样才能正确地运用于历史研究还是远未解决的。笔者认为,“三论”本身的理论价值、史学研究课题的容量都存在不同层次的区别,运用“三论”研究历史也应有层次之别。